第六章(3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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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北京到各地的省城、地级市,再到每一个县城,大街上到处是流动的小商小贩,他们推辆三轮,上面放了几个锅头,卖点小吃。或者站在街道的拐角边,摆个地摊,以焦灼的目光,打量着走过的每一个人。他们不管风刮日晒,都站在那里,为了几角钱、一元钱,而厮守半天。他们的生存,已经濒临绝境。他们没有了固定收入,没有任何保险,不能生病,上有老下有小,生活上的负担和精神上的压力,如果不是身临其境,局外人是没办法切身体会到的。
王一鸣在高中有个同学叫熊小强,中专毕业后,被安排在县机械厂上班。后来机械厂停产了,发不下工资了。他们夫妇两个,就在机械厂的门口摆了一个小吃摊点,卖包子、云吞。风里来雨里去,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,起早贪黑干,早上四五点,就起来生火、发面了,晚上十一二点,还没有收摊子回家。长年累月,超负荷的劳动,把熊小强折磨得蓬头垢面,四十多岁的人,看着像是六七十岁的样子。
前几年有一次王一鸣回县城,同学们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,在县城里一家最豪华的大酒店举行,在县城里的同学,来了二十多个。只有熊小强,通知了几次,还是没有来。大家说他忙,来不了,摊子没人看,他老婆一个人照顾不过来。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,他是好面子,觉得自己参加这样的聚会,自惭形秽,不好意思。
王一鸣特意问了问他的情况,在哪个地方摆摊设点。
晚上王一鸣住在县委招待所,几个同学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天,看看时间,已经是晚上10点钟,王一鸣就想到外面散散步。
同学们提醒说,最好别出去了,现在县城里乱得很,一到晚上,大街上窜来窜去的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,这些人,天不怕地不怕,也没有什么职业,就是在社会上靠打打杀杀、比狠过日子。他们靠为人打架找营生。三五成群,很是可怕。打起架来,不知道轻重,时不时就把人给打死了。他们却跟没事一样。
王一鸣没想到,老家会变成这个样子,当时他已经进了北京,当上副部长了,血气方刚,年轻气盛,正是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,什么都想了解了解,好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,向更高一级的领导反映反映情况。再说了,他还当着人大代表呢,他有这个义务。
同学们越说,他越是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。于是就不由分说,拉着几个同学走出了房间,上了大街。
几个同学还有些犹豫,说要不要通知县委书记,让他派几个警察跟着,你可是大官,出了问题,我们担待不起。
王一鸣说,你们每天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都不怕,我怕什么。要是通知警察,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。我就是想看看实际的情况。走,反正离机械厂的大门口不远,我们就走路,到熊小强摊子上看一看,顺便吃一碗他做的夜宵,也是非常有意义嘛!
大家看劝不住他,几个同学只好随了他。四五个人沿着大街,在县城昏黄的路灯下,一路散步,走了几乎有一公里,才到了机械厂的大门口。
远远望去,在大门口的右侧,搭了一个棚子,棚子里摆了几张桌子,在一辆架子车上,摆了四五个炉子,上面有蒸笼、有铁锅、有沙锅,往外面不住地冒着热气。
一个满头白发,矮小瘦弱的男人,在那里忙活着,往沙锅里放着东西,不时地用筷子在里面搅和着。王一鸣一看,这是熊小强,只是腰有些弯了,头发白了一大半、明显地苍老了许多,从外表看,猜不出他是40岁刚出头的人。
几个同学想喊,王一鸣摆摆手,示意大家别出声,给他一个惊喜。
王一鸣走到熊小强面前,说:“老板,你这都有什么吃的?饿了,要吃点东西。”
熊小强只顾忙活着,头也没抬,就说:“沙锅鸡、沙锅鱼、沙锅丸子,什么都有,饺子、云吞也有,看你想吃点什么?”
王一鸣说:“你就给来五个沙锅,一样来一个吧,再上两笼蒸饺,我们先吃着,不够了再要。”
这个时候熊小强才感到,这个声音,自己好像很熟悉,于是就抬起头,看到眼前站了一群人,都是自己当年的同学,有的就住在县城里,低头不见抬头见。这最前面的一个,就数同学里现在混得最好的王一鸣。当了大官了,整个县城里,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。
熊小强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,擦了擦手,握着王一鸣的手,说:“你,你,你怎么来了?快坐,快坐。”
说着就对自己的老婆嚷嚷一声,说:“快来打招呼,你看谁来看咱们了,是我经常给你说的王一鸣。”
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连忙走过来,个子不高,胖胖的,看着王一鸣,笑了笑,说:“小强给我经常说起你,说你是全班最出息的人,现在都进中央了,是大官了。没想到还会来看我们这样的人。”说着眼泪就下来了,用手中的毛巾,不住地擦眼睛。
王一鸣一看她这个样子,也受了感染,眼睛立即湿润了,他拉着熊小强老婆的手,说:“嫂子,我和小强是同学,上高一的时候,还同桌半年呢!是兄弟,不管到哪里都是兄弟,别伤心了,你们不容易,太不容易了。我早该来看你们了,就是没时间。这一次正好回老家,住在了县城里,才知道你们在这里。”
小强连忙把大家往桌子旁让,两口子搬板凳,擦桌子,张罗着让大家坐下。这个时候,又有来吃夜宵的人,小强站起来,说:“对不起了,今天有特殊情况,下班了,请您到别处吧!”来人听说,只好走了。
打发走别人,小强对自己的老婆说:“你去赶快做吃的,什么好吃的,都来一份,我陪他们说话。今天晚上不干了,休息。我陪一鸣好好说说话。我们老同学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,难得啊!”
几个人坐下,小强的老婆为大家做着吃的,大家围在一起,边吃饭边聊天。
几个同学开玩笑说:“谁也想不到,你这个北京城里的大部长,会在这个地方吃夜宵呢。等明天我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知道了,也来这个摊子吃一顿,那小强的这个摊子,就火了。”
小强笑得合不拢嘴,说:“要真是他们来了,免费免费,算是做广告宣传了。”
王一鸣边吃边问了小强家的情况,几个孩子了。
小强说:“两个,一个姑娘一个儿子,姑娘是大的,17了,在县一高上一年级。儿子今年14岁,上初二。住的还是机械厂当年给的那两间房子,平房,听说要拆迁了,地皮要卖给开发商了,要建设商品房。我们这个房子没有产权,属于公房,所以我们得不到一点补偿。”
王一鸣说:“县城里的商品房现在是什么价格?”
小强说:“每平方米一千一二吧,我们买不起的。我和张桂花都是下岗职工,说是下岗,其实哪里还有我们的岗啊!一分钱都没有。不摆这个摊子,连吃饭都成问题。现在厂子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,厂领导把地皮也卖了,说是还银行的贷款。我们600多下岗职工,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。这几天工人们开始串联,说准备阻止商品房开发,把地皮拿回来,我们集资,在上面盖房子或者商铺卖,算是给大家一条活路。我没去,一来你嫂子一个人弄着这个摊子,肯定是弄不了;二来我也想了,闹有什么用,人家早就串通好了,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,你就是再闹,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,现在谁不知道,官官相护。有钱人帮有钱人,当官的帮当官的,谁还把我们这些小百姓看在眼里。你要是硬闹,人家也有办法,警察别看对治安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现在在县城里,大白天的两拨人打架,只要不打死人,警察就是走过旁边,他也装着没看见。但工人一闹就不一样了,就不是治安案件了,他们说是威胁了社会稳定,不但警察,连防暴警察、武警都会出动,一个一个,荷枪实弹,戴着头盔,好不吓人。逮着一个,就像农村杀猪的捆猪似的,把你往车后面一扔,拉到没人的地方,在太阳底下晒个大半天,也不让你喝水,也不让你上厕所,你说你服不服。所以进去的人,都学乖了,想起受过的罪,都老老实实了。就是再委屈,也不敢对抗政府了。活着比什么都好。我还有两个孩子要供养啊,离开了我,这娘儿三口,都得流浪街头,成为要饭的。所以我现在是什么活动也不参加了,他们给几个就算几个,我也不闹了,再闹更没有好果子吃。好歹我还有这个摊子,一天下来,还可以挣个三五十块钱,够我们一家生活的了。等把两个孩子供养大了,都能够上到大学毕业,找个好的工作,我就满足了。我经常给两个孩子讲起你,说如果你们上到了大学毕业,找不到好工作了,就去找你一鸣叔叔,他现在是大官了,是个好人,他会帮你们的忙的。等老了,干不动了,我和你嫂子就回农村的老家。家里好歹还有一片宅子,可以起两间房子,够我们两口住,就行了。这县城里,也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的地方,连喝的水都涨价了,什么都贵,我们也花销不起。”
从北京到各地的省城、地级市,再到每一个县城,大街上到处是流动的小商小贩,他们推辆三轮,上面放了几个锅头,卖点小吃。或者站在街道的拐角边,摆个地摊,以焦灼的目光,打量着走过的每一个人。他们不管风刮日晒,都站在那里,为了几角钱、一元钱,而厮守半天。他们的生存,已经濒临绝境。他们没有了固定收入,没有任何保险,不能生病,上有老下有小,生活上的负担和精神上的压力,如果不是身临其境,局外人是没办法切身体会到的。
王一鸣在高中有个同学叫熊小强,中专毕业后,被安排在县机械厂上班。后来机械厂停产了,发不下工资了。他们夫妇两个,就在机械厂的门口摆了一个小吃摊点,卖包子、云吞。风里来雨里去,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,起早贪黑干,早上四五点,就起来生火、发面了,晚上十一二点,还没有收摊子回家。长年累月,超负荷的劳动,把熊小强折磨得蓬头垢面,四十多岁的人,看着像是六七十岁的样子。
前几年有一次王一鸣回县城,同学们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,在县城里一家最豪华的大酒店举行,在县城里的同学,来了二十多个。只有熊小强,通知了几次,还是没有来。大家说他忙,来不了,摊子没人看,他老婆一个人照顾不过来。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,他是好面子,觉得自己参加这样的聚会,自惭形秽,不好意思。
王一鸣特意问了问他的情况,在哪个地方摆摊设点。
晚上王一鸣住在县委招待所,几个同学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天,看看时间,已经是晚上10点钟,王一鸣就想到外面散散步。
同学们提醒说,最好别出去了,现在县城里乱得很,一到晚上,大街上窜来窜去的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,这些人,天不怕地不怕,也没有什么职业,就是在社会上靠打打杀杀、比狠过日子。他们靠为人打架找营生。三五成群,很是可怕。打起架来,不知道轻重,时不时就把人给打死了。他们却跟没事一样。
王一鸣没想到,老家会变成这个样子,当时他已经进了北京,当上副部长了,血气方刚,年轻气盛,正是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,什么都想了解了解,好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,向更高一级的领导反映反映情况。再说了,他还当着人大代表呢,他有这个义务。
同学们越说,他越是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。于是就不由分说,拉着几个同学走出了房间,上了大街。
几个同学还有些犹豫,说要不要通知县委书记,让他派几个警察跟着,你可是大官,出了问题,我们担待不起。
王一鸣说,你们每天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都不怕,我怕什么。要是通知警察,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。我就是想看看实际的情况。走,反正离机械厂的大门口不远,我们就走路,到熊小强摊子上看一看,顺便吃一碗他做的夜宵,也是非常有意义嘛!
大家看劝不住他,几个同学只好随了他。四五个人沿着大街,在县城昏黄的路灯下,一路散步,走了几乎有一公里,才到了机械厂的大门口。
远远望去,在大门口的右侧,搭了一个棚子,棚子里摆了几张桌子,在一辆架子车上,摆了四五个炉子,上面有蒸笼、有铁锅、有沙锅,往外面不住地冒着热气。
一个满头白发,矮小瘦弱的男人,在那里忙活着,往沙锅里放着东西,不时地用筷子在里面搅和着。王一鸣一看,这是熊小强,只是腰有些弯了,头发白了一大半、明显地苍老了许多,从外表看,猜不出他是40岁刚出头的人。
几个同学想喊,王一鸣摆摆手,示意大家别出声,给他一个惊喜。
王一鸣走到熊小强面前,说:“老板,你这都有什么吃的?饿了,要吃点东西。”
熊小强只顾忙活着,头也没抬,就说:“沙锅鸡、沙锅鱼、沙锅丸子,什么都有,饺子、云吞也有,看你想吃点什么?”
王一鸣说:“你就给来五个沙锅,一样来一个吧,再上两笼蒸饺,我们先吃着,不够了再要。”
这个时候熊小强才感到,这个声音,自己好像很熟悉,于是就抬起头,看到眼前站了一群人,都是自己当年的同学,有的就住在县城里,低头不见抬头见。这最前面的一个,就数同学里现在混得最好的王一鸣。当了大官了,整个县城里,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。
熊小强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,擦了擦手,握着王一鸣的手,说:“你,你,你怎么来了?快坐,快坐。”
说着就对自己的老婆嚷嚷一声,说:“快来打招呼,你看谁来看咱们了,是我经常给你说的王一鸣。”
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连忙走过来,个子不高,胖胖的,看着王一鸣,笑了笑,说:“小强给我经常说起你,说你是全班最出息的人,现在都进中央了,是大官了。没想到还会来看我们这样的人。”说着眼泪就下来了,用手中的毛巾,不住地擦眼睛。
王一鸣一看她这个样子,也受了感染,眼睛立即湿润了,他拉着熊小强老婆的手,说:“嫂子,我和小强是同学,上高一的时候,还同桌半年呢!是兄弟,不管到哪里都是兄弟,别伤心了,你们不容易,太不容易了。我早该来看你们了,就是没时间。这一次正好回老家,住在了县城里,才知道你们在这里。”
小强连忙把大家往桌子旁让,两口子搬板凳,擦桌子,张罗着让大家坐下。这个时候,又有来吃夜宵的人,小强站起来,说:“对不起了,今天有特殊情况,下班了,请您到别处吧!”来人听说,只好走了。
打发走别人,小强对自己的老婆说:“你去赶快做吃的,什么好吃的,都来一份,我陪他们说话。今天晚上不干了,休息。我陪一鸣好好说说话。我们老同学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,难得啊!”
几个人坐下,小强的老婆为大家做着吃的,大家围在一起,边吃饭边聊天。
几个同学开玩笑说:“谁也想不到,你这个北京城里的大部长,会在这个地方吃夜宵呢。等明天我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知道了,也来这个摊子吃一顿,那小强的这个摊子,就火了。”
小强笑得合不拢嘴,说:“要真是他们来了,免费免费,算是做广告宣传了。”
王一鸣边吃边问了小强家的情况,几个孩子了。
小强说:“两个,一个姑娘一个儿子,姑娘是大的,17了,在县一高上一年级。儿子今年14岁,上初二。住的还是机械厂当年给的那两间房子,平房,听说要拆迁了,地皮要卖给开发商了,要建设商品房。我们这个房子没有产权,属于公房,所以我们得不到一点补偿。”
王一鸣说:“县城里的商品房现在是什么价格?”
小强说:“每平方米一千一二吧,我们买不起的。我和张桂花都是下岗职工,说是下岗,其实哪里还有我们的岗啊!一分钱都没有。不摆这个摊子,连吃饭都成问题。现在厂子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,厂领导把地皮也卖了,说是还银行的贷款。我们600多下岗职工,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。这几天工人们开始串联,说准备阻止商品房开发,把地皮拿回来,我们集资,在上面盖房子或者商铺卖,算是给大家一条活路。我没去,一来你嫂子一个人弄着这个摊子,肯定是弄不了;二来我也想了,闹有什么用,人家早就串通好了,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,你就是再闹,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,现在谁不知道,官官相护。有钱人帮有钱人,当官的帮当官的,谁还把我们这些小百姓看在眼里。你要是硬闹,人家也有办法,警察别看对治安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现在在县城里,大白天的两拨人打架,只要不打死人,警察就是走过旁边,他也装着没看见。但工人一闹就不一样了,就不是治安案件了,他们说是威胁了社会稳定,不但警察,连防暴警察、武警都会出动,一个一个,荷枪实弹,戴着头盔,好不吓人。逮着一个,就像农村杀猪的捆猪似的,把你往车后面一扔,拉到没人的地方,在太阳底下晒个大半天,也不让你喝水,也不让你上厕所,你说你服不服。所以进去的人,都学乖了,想起受过的罪,都老老实实了。就是再委屈,也不敢对抗政府了。活着比什么都好。我还有两个孩子要供养啊,离开了我,这娘儿三口,都得流浪街头,成为要饭的。所以我现在是什么活动也不参加了,他们给几个就算几个,我也不闹了,再闹更没有好果子吃。好歹我还有这个摊子,一天下来,还可以挣个三五十块钱,够我们一家生活的了。等把两个孩子供养大了,都能够上到大学毕业,找个好的工作,我就满足了。我经常给两个孩子讲起你,说如果你们上到了大学毕业,找不到好工作了,就去找你一鸣叔叔,他现在是大官了,是个好人,他会帮你们的忙的。等老了,干不动了,我和你嫂子就回农村的老家。家里好歹还有一片宅子,可以起两间房子,够我们两口住,就行了。这县城里,也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的地方,连喝的水都涨价了,什么都贵,我们也花销不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