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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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我有好些日子未去学校,哥姐审问我的那个晚上以后,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,总是头痛,发低烧,浑身瘫软无力。母亲已从厂里退休回家,她对我比以前好,但我看着家里每一个人都比以前更不顺眼,他们的脸跟这条街所有的房子一样歪歪扭扭,好像家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邻居们为庸俗不堪的话大笑,或为了小事吵闹,在街上追来追去打架。这一切对我来讲,全都成为我生活之外的东西,喜怒不往心头去。
家里人依然把我支来唤去做事,空下来的时候,我就把自己关在阁楼里,不见人,也不愿被人看见。
这天我正挑着一箩筐垃圾,往坡边去倒。回来的路上,碰到一个同学。她问:“你生病了,啷个不来上课?”
“上课?”我的声音沙哑。
“是呀,上课。”这个同学平日不搭理我,这天忽然跟我说话,可能她认为我真是病了。
“你不想考大学啦?”
我呆呆地看着她,我真的忘了考大学这事。她笑了,露出不整齐的牙齿。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,笑容收敛,“那你肯定不晓得,历史老师死了。”
“你在说啥子?”我的声音大得出奇,几乎吼了起来。
她吓了一跳,“你做啥子惊惊乍乍的?他自杀了。”
2
我赶快把箩筐往院子里一搁,就往学校跑。
那些天事情发生得太多太快,是我一生度过的最莫名其妙的日子。我的精神像被截了肢,智力也降低了。才没多久历史老师就变得很淡薄,我前一阵子对他狂热的迷恋,好像只是一场淫猥的春梦。此时,历史老师一勒脖子又冒了出来,切断了我自怜身世的伤感,我的脑子整个迷糊了。
我往学校去,我不是想问第二个人,不是不相信我的同学,我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,的确已经发生了。回想历史老师说过的话,我应当早就想到会出现这种事,他早就想了结自己。
他拿着绳子,往厨房走去,他不愿在正房里做这事,害怕午睡的女儿醒来吓坏:吊死的人,舌头吐出来,歪嘴翻眼,阴茎朝前冲直,屎尿淋漓。他不想在她幼小的纯洁的心灵上留下一点儿伤口。他拿着那根让他致命的绳子,推开厨房的门,从容地将绳子扔上不高的屋梁,他站在一条独凳上,使劲系了个活结,拉拉绳子,让结滑到空中,他才把脑袋伸进绳套里,脚一蹬,凳子倒地,他整个人就悬在了空中。
这一刹那,他的身体猛地抽紧,腿踢蹬起来,手指扣到脖颈上,想扳开绳子,但那只是自动的生理反应。绳子随着身体的重量摇晃了几下,梁木吱呀地叫了一阵,他的双手垂了下来,就永远静止了。
我看见了,你就这样静止了,连一个字也不愿留下。当然你没留话给我,我对你来说算得上什么呢,相比这个总难挣脱厄运的世界,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生,匆匆与你相遇过,什么也不算。
是的,就是什么也不算,你连再见我一次都不愿意。不过哪怕你来找过我,我正在一个昏昏沉沉的世界里,我正在出生之谜被突然揭开的震惊中,就是找到我,我又能帮得上你什么呢?哪怕我心里想起你,也觉得无妨再等几天,等我静下心。或许我认为要不了太久,我还会和你见面,起码在学校上课时,我们就能见到。回想那些和你在一起的时候,一开始我就忽略了眼神与眼神融合的一瞬间,我是能够抓住那些真正相互沟通的时机。如果我那么做了,此刻心里就会平静得多,可我没能那么做。
是的,我有责任,如果我多一些想着你,应该是有过一个挽救你的机会,至少是死前安慰你的机会。但我没顾得上你。
可是见了面,也没用。我从你身上要的是安慰,要的是一种能医治我的抚爱;你在我身上要的是刺激,用来减弱痛苦,你不需要爱情,起码不是要我这么沉重的一种爱情。是的,正像你说的,你这个人很混账,你其实一直在诱惑我,引诱我与你发生性关系,你要的是一个女学生的肉体,一点容易到手的放纵。
我们两个人实际上都很自私,我们根本没有相爱过,就像我那个家,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!
推开那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办公室门,我停住脚步。办公室其他桌子如往常零乱,堆着一些报纸和学生作业本之类的东西,这个下午四五点钟该有教师,也该有学生分科干部来交作业。可我在那里时,没有人进来,过道和楼梯不时有咯噔咯噔的脚步声。
我靠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,桌上的茶杯、作业本、课本、粉笔纸盒等全部没有了,还是那张桌子,那张椅子,还如他生前那么干净,我坐了下来。
他的抽屉没上锁,里面没有笔、本子,只有些白纸片,裁得方方正正,我一页一页翻看,没有他写的那种诗一般的文字,更没有给我的信。他真了不起,真能做到一字不留!
我想起他说过“报纸和书是通向我们内心世界的桥梁”,要明白他为什么自杀,或许只消看看报纸。后来我去了一次图书馆,历史老师自杀前几天的报纸,上海、江苏等省市镇压了“文革”打砸抢分子,判处武斗头子死刑。早在这一年9月5日,《人民日报》上就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讲话,要求及时惩治一批“文革”中杀人放火强奸犯和打砸抢劫分子。在10月初的全国各种报刊上,连篇累牍反反复复的社论及报道,主旨相同:要实现四个现代化,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,健全社会主义法制,依法治国。
目的是治,法不法是无所谓的事。
这样的宣传轰炸之下,他精神再也承受不了了。是害怕判刑坐牢,还是真觉得他罪有应得,害了弟弟?还是他有更深的失望,更充分的理由?我不知道,也无法想个水落石出,他自杀了,他再也不需要呼吸。
我对他充满了蔑视,甚至在几秒钟里产生着和上当受骗差不多的感觉。他不值得我在这儿悲痛,这么一个自私的人,这么个自以为看穿社会人生,看穿了历史的人,既然看穿了,又何必采取最愚笨的方式来对抗。他的智慧和人生经验,能给我解释一切面临的问题,就不能给他自己毅力挺过这一关。
也许我冤枉了他,我不该这么看待他。他们家,他本人,不断挨整,命运从来没让这一家喘过气来。只有“文革”造反,好像给了他一点掌握命运的主动权,其结果却是更可怕的灾难,更大的绝望。为弟弟的死母亲的死,他一直精神负担沉重。
我想起那次与他谈到遇罗克,说遇罗克为了说真话被枪毙的事,他突然不许我说下去。那副神色,眼睛很亮,实际是一片空白,是他深藏的恐惧。当时,我认为他不该那样粗暴对待我,还为之暗暗伤心。
他对自己的命运一直是病态的悲观,但我却偏爱这种病态。将同病相怜,自以为是地转化为爱恋,制造出一种纯洁的、向上的感情,把我从贫民区庸俗无望中解救出来。有那么几天,我以为自己做到了,现在我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。
好像我是他,而对面那张凳子坐着的是我,一个不谙世事的黄毛小姑娘,她说着,而我听着,不时插上几句话,鼓励她继续说下去。没有说话声,这个房间多么可怕,没有说话声,这个孤独的世界,末日般的黄昏正在降临。他的开水瓶,依然在靠墙的地方立着。窗外仍然是下课后学生的喧闹,远处打篮球的人在抢球,投球,在奔跑,从左边跑到右边,从右边跑到左边。生活照常,日子照常,不会因为少了他这么一个人,谁就会在意差了一点什么,早就有另一个教师在教历史课。好像只有我感到生命里缺了一块,但是天空和树木照旧蔚蓝葱绿。因此,他要走,要这么走,就由他走好了,他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,对不对?
我朝自己点头,在我点头之际,一种声音从我心里冉冉而升,就像有手指很轻地在拨弄我的心一样,这种有旋律的声音,就是我和他在那个堆满书的房间做爱时,他在旧唱机上放的音乐。江水在窗外涓涓不息地流淌,稀稀落落的阳光映照在我一丝不挂的身体上。他的脸贴着我的乳房,他含着我的乳头,牙齿轻轻咬着,叫我又痛又想念,我的眼睛既含羞又充满渴望,像是在祈求他别停下,千万别松开。他的手放在我的大腿间,那燃烧的手,重新深入那仍旧饥饿又湿热之处,仅仅几秒钟,我的阴道就向他难以抑制地展开。这身体和他的身体已经结成一个整体,就算周围站满了指责的人,我也不愿他从我的身体里抽出来。我记不清那乐曲叫什么名字,但那音乐美而忧伤,那音乐让我看到在人世的荒原之上,对峙着欢乐和绝望的双峰。
到这时我才想到,他为什么做到一字不留,不只是为了照顾我的反应,或是怕给我的名声留下污点,而是因为他清楚:他对我并不重要,我对他也并不重要,如果我曾经疯狂地钟情于他,他就得纠正我,用他沉默的离别。
那天傍晚,我一个人走到江边,把我日记中与他有关的记述,一页页撕掉,看着江水吞没,卷走。
这城市的风俗认为,吊死的人是凶鬼,和饿死鬼一样,得不到超度,也得不到转世,去不了天堂,而河流是通向地狱的唯一途径。无论在人世或是在阴间,他都是一个受难者,如果这江水真的流向地狱,他能收到由江水带去的这些他从未读到过的文字,他还会这样说吗——“终有一天你会懂的”?
3
近半月的时间中,一个男人早就离开现在却突然进入,另一个男人一度进入现在却突然离开,好像我的生活是他们随时随地可穿越的领地。
我是在这个时候坚定了要离开家的决心。
我知道自己患有一种怎样的精神疾病——只有弱者才有的逃离病。仰望山腰上紧紧挤在一块的院子,一丛丛慢慢亮起的灯光,只有逃离,我才会安宁。
轮渡停在对岸,迟迟不肯过来。守候在趸船里的人异常多。我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站着。不知要到哪里去,也不知以后怎么办,更未去想我将去追求什么。离开就是目的,我背着一个包,里面有几本书和换洗衣服。我对自己说,你只要渡过江去,其他什么都不要多想。慢慢地,我真的安静下来。一旁一对看上去像老熟人的男女的说话声传入我的耳朵,东家长西家短,婆婆妈妈的事一大堆。
听说了吗,有两个劳改犯跑出来了。
不止这回了,想跑,又跑不脱,结果被逼到管教干部家属区,将就门口现成的劈柴斧头砍死人。
不对头,是专门跑去砍管教的,连家里的小孩也砍了。
逮到了没有?旁边有听者插话。
那还用得着说,早敲了沙罐!
不过这下子管教得对劳改犯好一点了。
不能手软,要管得更紧才对。“对敌人慈善就是对人民残酷。”政治口号很自然地从那男人嘴里滑了出来。
粗大结实的缆绳套在趸船的铁桩上,水手吹响了哨子,等对岸过来的客人下船后,我随趸船里的人一窝蜂地拥进船舱。那对男女抢到座位,仍在叽叽咕咕说着什么,他们的声音被机舱的马达声湮没。
渡船摇摇摆摆地等着,大轮船经过,浊浪卷上船面,人们惊跳着避开涌过甲板的水。我站在船舷边。舱里人真多,不时还有人从趸船里走进舱内。该是退水季节了,可江水还是浩浩荡荡,淹没了泥滩和陡峭的山脚,我刚刚下来的几步石梯,被浪拍击着。江水不像有退的意思,人都说很久都没有过这么凶猛的一江水了。沿江低矮倾斜的房屋,又静又害怕地耸立着。
渡船的锚从江里升起。水手又吹响了哨子,他跳到船尾,把缆绳从趸船上收回。
轮船离开趸船,掉头朝对岸驶去,船灯打在江面上,船像剪刀剪开江水,剖开的白浪翻卷,光束没照着的地方江水昏黄黝黑,波涛起伏。
4
母亲说我占三则顺,四川话里三和山同音,我生肖属虎,有山而居,大顺大吉。一旦出走,虎落平阳遭犬欺。母亲还说好多算命先生都一致认为我八字不顺,阴气足,若不靠山,诸事不利,灾厄难解。也许她是为了吓唬我,她可能比我更明白我的脾气。
但我喜欢三这个数字,包括所有三的倍数的数字,我相信我的生命和这个数字有某种秘不可宣的联系,十八岁就是三个六,我意识到这里有密码,却不知保存的是什么机密。
于是我又回到老问题上:当初,在我三岁时,母亲为何就挑中文殊菩萨,作为我的守护神?或许她早就清楚,我一生会受的最大的苦,就是“想知道”,知而无解救之道,必会更痛苦。
母亲可能比任何一人都了解我,她真是为我担心。
当天夜里我头枕包,睡在朝天门港口客运站拥挤的长条木椅上,周围全是拖包带箱的旅客。我蜷缩身子,一合上眼,幻象就跟上来:江上结满冰,我在城中心这边,就从上面走过去。想回到南岸去,但走了一半,冰就开始融化,冰裂开,咯咯咯响,白茫茫一片,竟没有一个活人,只有些死猫死狗从江底浮上来,我赶紧睁开眼睛,不是怕一年又一年死掉的人浮上来,而是怕我的家人追来。
已经是深夜了,如果他们今天没注意,那么第二天就会知晓。对于我的出走,他们会怎么想?母亲会痛骂,咒我,她不会茶饭不思的,她只会一提起我,就把我的背脊骂肿,她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更失望;很少发作的父亲,也会觉得这是种不容原谅的伤害,他白养白带大了我;四姐和德华一定幸灾乐祸,一边嘲笑父母喂了只没心没肝的小狼崽,一边高兴再也没人和他们共居一室,弄得他们过不了夫妻生活,或许,他俩已闹得一团糟的关系,会因为我的离去而缓和起来;三哥,长子,以一家之主自居,会暴跳如雷,认为我背叛了这个家,欺骗了这个家,会把与我有关的东西都扔到门外或江里,甚至会跑到生父那儿去闹,向他要人?而我生父,这个该为我的出生负一半责任的人,我再也不想见到他,他做我父亲的心性被我挫伤,不会再跟在我的身后,现在想跟也跟不到了。
你们闹去吧,我是不会在意的。
或许这都是我心地狭隘,只想别人对我不好的地方。但是无论他们高兴还是伤心,总之,不久他们就会习惯这个家没有我这个人。
行了,我在心里对自己说,不管他们现在怎么想,该是我另找栖身之地的时候了。想起晚上我往野猫溪轮渡去的时候,路过废品收购站,看见黑暗中站在小石桥上的“花痴”,她没有穿上衣,裸着两只不知羞耻的乳房,身边一切的人都不在眼里,虽然整张脸的脏和手、胳膊的脏一样,眼睛却不像其他疯子那么混浊。江风从桥洞里上来,把她那又肥又长的裤子鼓满了,她不冷吗?我走近她,有种想与她说话的冲动,她却朝我露出牙齿嘻嘻笑了起来。
我没有笑,我笑不出来。
我在长条椅上再也睡不着,微微依椅背坐了起来,大睁着眼睛。
到处是纸屑、口痰,也有不少外地逃荒要饭的人,白天上街要,晚上就上这儿来占着木条椅或一角墙过夜。客运站门口,一个胡子头发一样长、花白的乞丐,实际上不过只有四十来岁,流着鼻涕,涎着口水,不断地说:
“做点好事嘛,求求你了。”他逢男人喊叔叔,遇女人喊娘娘,还下跪作揖。
看着乞丐,我打了个冷战,莫非这是我的明天不成?我开始害怕。但不一会儿,我就否定了这种可能,我能使自己活下来。不管是谁,是男是女,都可以把我带走,我已经学会了诱惑与被诱惑。这个想法,让我最瞧不起自己,但这样做需要勇气。
他或她对我好,那是我好运;反之,算我倒霉,反正我对倒霉也不会不习惯。只要离开对岸山坡上那个家,只要一刀斩断以往的生活,就行了。在这一刻里,什么样的代价,我都甘心情愿。
我想得几乎脑袋炸裂,马上就要飞离我的肩头,就干脆盯着一只嗡嗡叫的苍蝇,几秒钟后,真做到了什么也不想。再几秒钟后,我倒在长椅上睡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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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好些日子未去学校,哥姐审问我的那个晚上以后,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,总是头痛,发低烧,浑身瘫软无力。母亲已从厂里退休回家,她对我比以前好,但我看着家里每一个人都比以前更不顺眼,他们的脸跟这条街所有的房子一样歪歪扭扭,好像家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邻居们为庸俗不堪的话大笑,或为了小事吵闹,在街上追来追去打架。这一切对我来讲,全都成为我生活之外的东西,喜怒不往心头去。
家里人依然把我支来唤去做事,空下来的时候,我就把自己关在阁楼里,不见人,也不愿被人看见。
这天我正挑着一箩筐垃圾,往坡边去倒。回来的路上,碰到一个同学。她问:“你生病了,啷个不来上课?”
“上课?”我的声音沙哑。
“是呀,上课。”这个同学平日不搭理我,这天忽然跟我说话,可能她认为我真是病了。
“你不想考大学啦?”
我呆呆地看着她,我真的忘了考大学这事。她笑了,露出不整齐的牙齿。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,笑容收敛,“那你肯定不晓得,历史老师死了。”
“你在说啥子?”我的声音大得出奇,几乎吼了起来。
她吓了一跳,“你做啥子惊惊乍乍的?他自杀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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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赶快把箩筐往院子里一搁,就往学校跑。
那些天事情发生得太多太快,是我一生度过的最莫名其妙的日子。我的精神像被截了肢,智力也降低了。才没多久历史老师就变得很淡薄,我前一阵子对他狂热的迷恋,好像只是一场淫猥的春梦。此时,历史老师一勒脖子又冒了出来,切断了我自怜身世的伤感,我的脑子整个迷糊了。
我往学校去,我不是想问第二个人,不是不相信我的同学,我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,的确已经发生了。回想历史老师说过的话,我应当早就想到会出现这种事,他早就想了结自己。
他拿着绳子,往厨房走去,他不愿在正房里做这事,害怕午睡的女儿醒来吓坏:吊死的人,舌头吐出来,歪嘴翻眼,阴茎朝前冲直,屎尿淋漓。他不想在她幼小的纯洁的心灵上留下一点儿伤口。他拿着那根让他致命的绳子,推开厨房的门,从容地将绳子扔上不高的屋梁,他站在一条独凳上,使劲系了个活结,拉拉绳子,让结滑到空中,他才把脑袋伸进绳套里,脚一蹬,凳子倒地,他整个人就悬在了空中。
这一刹那,他的身体猛地抽紧,腿踢蹬起来,手指扣到脖颈上,想扳开绳子,但那只是自动的生理反应。绳子随着身体的重量摇晃了几下,梁木吱呀地叫了一阵,他的双手垂了下来,就永远静止了。
我看见了,你就这样静止了,连一个字也不愿留下。当然你没留话给我,我对你来说算得上什么呢,相比这个总难挣脱厄运的世界,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生,匆匆与你相遇过,什么也不算。
是的,就是什么也不算,你连再见我一次都不愿意。不过哪怕你来找过我,我正在一个昏昏沉沉的世界里,我正在出生之谜被突然揭开的震惊中,就是找到我,我又能帮得上你什么呢?哪怕我心里想起你,也觉得无妨再等几天,等我静下心。或许我认为要不了太久,我还会和你见面,起码在学校上课时,我们就能见到。回想那些和你在一起的时候,一开始我就忽略了眼神与眼神融合的一瞬间,我是能够抓住那些真正相互沟通的时机。如果我那么做了,此刻心里就会平静得多,可我没能那么做。
是的,我有责任,如果我多一些想着你,应该是有过一个挽救你的机会,至少是死前安慰你的机会。但我没顾得上你。
可是见了面,也没用。我从你身上要的是安慰,要的是一种能医治我的抚爱;你在我身上要的是刺激,用来减弱痛苦,你不需要爱情,起码不是要我这么沉重的一种爱情。是的,正像你说的,你这个人很混账,你其实一直在诱惑我,引诱我与你发生性关系,你要的是一个女学生的肉体,一点容易到手的放纵。
我们两个人实际上都很自私,我们根本没有相爱过,就像我那个家,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!
推开那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办公室门,我停住脚步。办公室其他桌子如往常零乱,堆着一些报纸和学生作业本之类的东西,这个下午四五点钟该有教师,也该有学生分科干部来交作业。可我在那里时,没有人进来,过道和楼梯不时有咯噔咯噔的脚步声。
我靠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,桌上的茶杯、作业本、课本、粉笔纸盒等全部没有了,还是那张桌子,那张椅子,还如他生前那么干净,我坐了下来。
他的抽屉没上锁,里面没有笔、本子,只有些白纸片,裁得方方正正,我一页一页翻看,没有他写的那种诗一般的文字,更没有给我的信。他真了不起,真能做到一字不留!
我想起他说过“报纸和书是通向我们内心世界的桥梁”,要明白他为什么自杀,或许只消看看报纸。后来我去了一次图书馆,历史老师自杀前几天的报纸,上海、江苏等省市镇压了“文革”打砸抢分子,判处武斗头子死刑。早在这一年9月5日,《人民日报》上就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讲话,要求及时惩治一批“文革”中杀人放火强奸犯和打砸抢劫分子。在10月初的全国各种报刊上,连篇累牍反反复复的社论及报道,主旨相同:要实现四个现代化,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,健全社会主义法制,依法治国。
目的是治,法不法是无所谓的事。
这样的宣传轰炸之下,他精神再也承受不了了。是害怕判刑坐牢,还是真觉得他罪有应得,害了弟弟?还是他有更深的失望,更充分的理由?我不知道,也无法想个水落石出,他自杀了,他再也不需要呼吸。
我对他充满了蔑视,甚至在几秒钟里产生着和上当受骗差不多的感觉。他不值得我在这儿悲痛,这么一个自私的人,这么个自以为看穿社会人生,看穿了历史的人,既然看穿了,又何必采取最愚笨的方式来对抗。他的智慧和人生经验,能给我解释一切面临的问题,就不能给他自己毅力挺过这一关。
也许我冤枉了他,我不该这么看待他。他们家,他本人,不断挨整,命运从来没让这一家喘过气来。只有“文革”造反,好像给了他一点掌握命运的主动权,其结果却是更可怕的灾难,更大的绝望。为弟弟的死母亲的死,他一直精神负担沉重。
我想起那次与他谈到遇罗克,说遇罗克为了说真话被枪毙的事,他突然不许我说下去。那副神色,眼睛很亮,实际是一片空白,是他深藏的恐惧。当时,我认为他不该那样粗暴对待我,还为之暗暗伤心。
他对自己的命运一直是病态的悲观,但我却偏爱这种病态。将同病相怜,自以为是地转化为爱恋,制造出一种纯洁的、向上的感情,把我从贫民区庸俗无望中解救出来。有那么几天,我以为自己做到了,现在我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。
好像我是他,而对面那张凳子坐着的是我,一个不谙世事的黄毛小姑娘,她说着,而我听着,不时插上几句话,鼓励她继续说下去。没有说话声,这个房间多么可怕,没有说话声,这个孤独的世界,末日般的黄昏正在降临。他的开水瓶,依然在靠墙的地方立着。窗外仍然是下课后学生的喧闹,远处打篮球的人在抢球,投球,在奔跑,从左边跑到右边,从右边跑到左边。生活照常,日子照常,不会因为少了他这么一个人,谁就会在意差了一点什么,早就有另一个教师在教历史课。好像只有我感到生命里缺了一块,但是天空和树木照旧蔚蓝葱绿。因此,他要走,要这么走,就由他走好了,他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,对不对?
我朝自己点头,在我点头之际,一种声音从我心里冉冉而升,就像有手指很轻地在拨弄我的心一样,这种有旋律的声音,就是我和他在那个堆满书的房间做爱时,他在旧唱机上放的音乐。江水在窗外涓涓不息地流淌,稀稀落落的阳光映照在我一丝不挂的身体上。他的脸贴着我的乳房,他含着我的乳头,牙齿轻轻咬着,叫我又痛又想念,我的眼睛既含羞又充满渴望,像是在祈求他别停下,千万别松开。他的手放在我的大腿间,那燃烧的手,重新深入那仍旧饥饿又湿热之处,仅仅几秒钟,我的阴道就向他难以抑制地展开。这身体和他的身体已经结成一个整体,就算周围站满了指责的人,我也不愿他从我的身体里抽出来。我记不清那乐曲叫什么名字,但那音乐美而忧伤,那音乐让我看到在人世的荒原之上,对峙着欢乐和绝望的双峰。
到这时我才想到,他为什么做到一字不留,不只是为了照顾我的反应,或是怕给我的名声留下污点,而是因为他清楚:他对我并不重要,我对他也并不重要,如果我曾经疯狂地钟情于他,他就得纠正我,用他沉默的离别。
那天傍晚,我一个人走到江边,把我日记中与他有关的记述,一页页撕掉,看着江水吞没,卷走。
这城市的风俗认为,吊死的人是凶鬼,和饿死鬼一样,得不到超度,也得不到转世,去不了天堂,而河流是通向地狱的唯一途径。无论在人世或是在阴间,他都是一个受难者,如果这江水真的流向地狱,他能收到由江水带去的这些他从未读到过的文字,他还会这样说吗——“终有一天你会懂的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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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半月的时间中,一个男人早就离开现在却突然进入,另一个男人一度进入现在却突然离开,好像我的生活是他们随时随地可穿越的领地。
我是在这个时候坚定了要离开家的决心。
我知道自己患有一种怎样的精神疾病——只有弱者才有的逃离病。仰望山腰上紧紧挤在一块的院子,一丛丛慢慢亮起的灯光,只有逃离,我才会安宁。
轮渡停在对岸,迟迟不肯过来。守候在趸船里的人异常多。我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站着。不知要到哪里去,也不知以后怎么办,更未去想我将去追求什么。离开就是目的,我背着一个包,里面有几本书和换洗衣服。我对自己说,你只要渡过江去,其他什么都不要多想。慢慢地,我真的安静下来。一旁一对看上去像老熟人的男女的说话声传入我的耳朵,东家长西家短,婆婆妈妈的事一大堆。
听说了吗,有两个劳改犯跑出来了。
不止这回了,想跑,又跑不脱,结果被逼到管教干部家属区,将就门口现成的劈柴斧头砍死人。
不对头,是专门跑去砍管教的,连家里的小孩也砍了。
逮到了没有?旁边有听者插话。
那还用得着说,早敲了沙罐!
不过这下子管教得对劳改犯好一点了。
不能手软,要管得更紧才对。“对敌人慈善就是对人民残酷。”政治口号很自然地从那男人嘴里滑了出来。
粗大结实的缆绳套在趸船的铁桩上,水手吹响了哨子,等对岸过来的客人下船后,我随趸船里的人一窝蜂地拥进船舱。那对男女抢到座位,仍在叽叽咕咕说着什么,他们的声音被机舱的马达声湮没。
渡船摇摇摆摆地等着,大轮船经过,浊浪卷上船面,人们惊跳着避开涌过甲板的水。我站在船舷边。舱里人真多,不时还有人从趸船里走进舱内。该是退水季节了,可江水还是浩浩荡荡,淹没了泥滩和陡峭的山脚,我刚刚下来的几步石梯,被浪拍击着。江水不像有退的意思,人都说很久都没有过这么凶猛的一江水了。沿江低矮倾斜的房屋,又静又害怕地耸立着。
渡船的锚从江里升起。水手又吹响了哨子,他跳到船尾,把缆绳从趸船上收回。
轮船离开趸船,掉头朝对岸驶去,船灯打在江面上,船像剪刀剪开江水,剖开的白浪翻卷,光束没照着的地方江水昏黄黝黑,波涛起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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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说我占三则顺,四川话里三和山同音,我生肖属虎,有山而居,大顺大吉。一旦出走,虎落平阳遭犬欺。母亲还说好多算命先生都一致认为我八字不顺,阴气足,若不靠山,诸事不利,灾厄难解。也许她是为了吓唬我,她可能比我更明白我的脾气。
但我喜欢三这个数字,包括所有三的倍数的数字,我相信我的生命和这个数字有某种秘不可宣的联系,十八岁就是三个六,我意识到这里有密码,却不知保存的是什么机密。
于是我又回到老问题上:当初,在我三岁时,母亲为何就挑中文殊菩萨,作为我的守护神?或许她早就清楚,我一生会受的最大的苦,就是“想知道”,知而无解救之道,必会更痛苦。
母亲可能比任何一人都了解我,她真是为我担心。
当天夜里我头枕包,睡在朝天门港口客运站拥挤的长条木椅上,周围全是拖包带箱的旅客。我蜷缩身子,一合上眼,幻象就跟上来:江上结满冰,我在城中心这边,就从上面走过去。想回到南岸去,但走了一半,冰就开始融化,冰裂开,咯咯咯响,白茫茫一片,竟没有一个活人,只有些死猫死狗从江底浮上来,我赶紧睁开眼睛,不是怕一年又一年死掉的人浮上来,而是怕我的家人追来。
已经是深夜了,如果他们今天没注意,那么第二天就会知晓。对于我的出走,他们会怎么想?母亲会痛骂,咒我,她不会茶饭不思的,她只会一提起我,就把我的背脊骂肿,她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更失望;很少发作的父亲,也会觉得这是种不容原谅的伤害,他白养白带大了我;四姐和德华一定幸灾乐祸,一边嘲笑父母喂了只没心没肝的小狼崽,一边高兴再也没人和他们共居一室,弄得他们过不了夫妻生活,或许,他俩已闹得一团糟的关系,会因为我的离去而缓和起来;三哥,长子,以一家之主自居,会暴跳如雷,认为我背叛了这个家,欺骗了这个家,会把与我有关的东西都扔到门外或江里,甚至会跑到生父那儿去闹,向他要人?而我生父,这个该为我的出生负一半责任的人,我再也不想见到他,他做我父亲的心性被我挫伤,不会再跟在我的身后,现在想跟也跟不到了。
你们闹去吧,我是不会在意的。
或许这都是我心地狭隘,只想别人对我不好的地方。但是无论他们高兴还是伤心,总之,不久他们就会习惯这个家没有我这个人。
行了,我在心里对自己说,不管他们现在怎么想,该是我另找栖身之地的时候了。想起晚上我往野猫溪轮渡去的时候,路过废品收购站,看见黑暗中站在小石桥上的“花痴”,她没有穿上衣,裸着两只不知羞耻的乳房,身边一切的人都不在眼里,虽然整张脸的脏和手、胳膊的脏一样,眼睛却不像其他疯子那么混浊。江风从桥洞里上来,把她那又肥又长的裤子鼓满了,她不冷吗?我走近她,有种想与她说话的冲动,她却朝我露出牙齿嘻嘻笑了起来。
我没有笑,我笑不出来。
我在长条椅上再也睡不着,微微依椅背坐了起来,大睁着眼睛。
到处是纸屑、口痰,也有不少外地逃荒要饭的人,白天上街要,晚上就上这儿来占着木条椅或一角墙过夜。客运站门口,一个胡子头发一样长、花白的乞丐,实际上不过只有四十来岁,流着鼻涕,涎着口水,不断地说:
“做点好事嘛,求求你了。”他逢男人喊叔叔,遇女人喊娘娘,还下跪作揖。
看着乞丐,我打了个冷战,莫非这是我的明天不成?我开始害怕。但不一会儿,我就否定了这种可能,我能使自己活下来。不管是谁,是男是女,都可以把我带走,我已经学会了诱惑与被诱惑。这个想法,让我最瞧不起自己,但这样做需要勇气。
他或她对我好,那是我好运;反之,算我倒霉,反正我对倒霉也不会不习惯。只要离开对岸山坡上那个家,只要一刀斩断以往的生活,就行了。在这一刻里,什么样的代价,我都甘心情愿。
我想得几乎脑袋炸裂,马上就要飞离我的肩头,就干脆盯着一只嗡嗡叫的苍蝇,几秒钟后,真做到了什么也不想。再几秒钟后,我倒在长椅上睡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