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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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大姐把我叫出去,说今天你别去上学,陪我。我本来也不愿去学校,我不想见到历史老师,他让我等了个空,他诱骗少女,又欺侮少女。
在窄小的巷子拐来拐去,大姐停在粮食仓库旁的一个院子门前,让我一人进去,叫她的一个老同学出来。她这次回重庆,心神不定,老在找什么人似的,像是故意找事做,好忘掉她又一次失败的婚姻。我说,你没有不敢做的事,你怕啥子?
大姐求我帮个忙。
“是个男的?”
“人小鬼大!女的女的,你快点进去。”大姐催促道。
跨入院门就是一大坡石阶,比我家所居的院子小多了,住了几户人,我找到天井左手第一家,一个老太婆在剪干红辣椒,她听我重复好几遍话才说:“不在。”
我问:“啥子时候在呢?”
“不晓得。”老太婆不再理我了。
我走下石阶,对站在院门口的大姐说了情况,大姐说,那老太婆是她同学的妈,即使女儿在,也不肯让女儿出来。臭老婆子,耗子精!
她说这个女同学和她一起下乡到巫山,在同一个公社,以前关系不错,为一点小事彼此就断了联系。
大姐说1964年她到农村,一看同在一村的四个女知青,便再清楚不过苦日子开始了:一个的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;另一个是反革命子女;第三个,父亲解放前随部队去台湾,属敌特子女;第四个,灾荒年父母双亡。全是家庭成分有问题的,被哄骗下乡,都成为响应党的号召的英雄。夜里有猿猴啼叫,跟鬼魂在叫一样,知青夜里不敢单独出门。这个原先树木成林的地方,大办公社大炼钢铁大饥荒时,把树砍毁了。知青住的村子还独剩一棵很大的黄葛树,知青没柴烧,要砍树。
农民说,砍不得,砍了要出事。
知青不管这些迷信,砍了,就此中了邪。一个女知青生小孩死在巫山,坟还在那儿。没多久另一个女知青被区里干部霸占奸淫,一直忍气吞声,最后和当地农民结婚,难产而死。当地风俗,产后死的只能夜里十二点后出葬。那是一个大雨天,天黑路滑,抬尸体的人和棺材全部跌下悬崖。
两个男知青受不了当地政府对知青的不公正待遇,拉了公社二十来个知青要进深山打游击,准备了大刀、长矛。大姐没参加,是因为觉得躲进深山,日子一定更苦。队伍还没拉进山,就被全部抓获,两个头头被判了十五年刑。
“他们平反没有?”我问,“现在每天报纸都在说纠正错案。”
“平啥子反?牢一坐进去,人就会整垮了。”大姐把话又绕到刚才那个女同学身上,说看来只有找到她,才能找到另外一个男知青。当年他对大姐有情有义,大姐没当一回事,现在她后悔了。
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个县煤矿当小干部,夫妻吵闹无一日安宁,丈夫怨恨地跑去党委控告,说自己和妻子阶级路线不同,将大姐生父养父的事全部抖了出来。第二天全矿贴满了大字报,揪斗黑五类翻天,他就在台下看着她被斗。
“不提他了,我本来就不应该和这种人结婚。”大姐说。
“我还是觉得那个姐夫好,起码比你第二个丈夫好。”
“一个比一个差,再找一个也不会好。结婚不是为了找好男人。但离婚却要拿出命来干,随便哪个鬼地方离婚都得他妈的单位批准才行。”她说着把头往旁边一扬,先我两步台阶在前了。
缆车道上,麻袋装的粮食堆得齐整的车往山上,已被卸掉货的空车往山下。一队搬运工,在底端下船装车。另一队搬运工在缆车顶端——仓库大黑铁门里卸货。与四周房子相比,那片仓库区的房子,是南岸最结实的,处处是红字警告“闲人免进”、“注意防火”和毛主席语录“深挖洞,广积粮,不称霸”。
我们走到缆车道下的桥洞旁,我对大姐说:“你还没有告诉我全部事,你上次说时间太晚,答应一有时间就告诉我。”
“我已说了好多不该说的事。”但大姐嘴边马上挂了一丝笑容,“你命还是比我好,你看那年这缆车压的就是五弟。当时你还没读小学,还不到六岁,就晓得一个人跑去坐船,到从未去过的白沙沱造船厂找母亲。谁也没想到你能。”
“你记错了,我是走了很久的路。当时我身上哪来坐船的钱?”我说。
“好吧算我记错,不管怎么说,一个五岁半的小孩能走那么远的路,没迷方向,看来你还是这个家里的人。”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我突然警觉起来,“为什么我‘还是’这家里的人?”
“就是嘛!”大姐口气一点没变,“看你为五弟的事能吃这么大的苦,你还没懂事,我那时二十二岁了,从巫山农村回家生大女儿没有多久,就明白你不会像我,你是这家里的人。”
“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不会‘像’你?”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。我不知道大姐是说漏了嘴,还是有意卖个破绽引我上路。
五哥拿着小竹箕,里面已有不少干豌豆绿豆,都是我和他从缆车上的铁轨和石缝中一粒一粒捡的。缆车上货卸货间总有不少孩子,趴跪在地上,用手指挖从麻袋里漏出的豆子米粒,只是不像灾荒年抢得那么凶。饥荒算是结束了,粮食还是不够吃,大人还是让孩子去拾,拾一点算一点,几天积下就是半土碗,顶一顿饭的粮食。1968年初夏,我记得我在缆车道外的沙滩,发现草里有几根香葱,很兴奋。但我听到缆车启动的铃响,就警觉地站起身来让开,手里满是泥沙。
那天上午,向上开的缆车是空车,向下滑的缆车装货,从仓库运粮食到江边的船上,空车上坐着四五个男孩,五哥也在其中。开缆车的师傅和装卸工人,没管这些几乎是熟面孔的孩子。一个孩子从五哥的竹箕抓了一把豆子,从不与人争斗的五哥,从那孩子的竹箕里抓回一把。那孩子一用劲,就把坐在前边的五哥推下车,缆车的后轮压住了他的左大腿,开缆车的师傅马上停车。
我隔得不远,看得真切,跟着五哥惨叫声哭喊。家中几个姐姐哥哥,唯有五哥对我最好:他从不欺负我,还教我识字。有吃的自己不吃,也让我吃。他因为嘴有残疾,爱躲着人,被家里人呵斥,也不吵不闹。
闻讯赶来的二姐,背起五哥就跑,一路血流洒下来。二姐扯下五哥的裤腰带,扎在他鲜血淋漓的大腿根。我回过神,跟在他们的后面。
武斗最凶的时候刚刚过去,两派继续上缴武器,但同时还在使用大炮、轻重机枪和坦克,市区水陆交通时而中断,电、自来水供应紧张。石桥广场诊所和区一院那天都没开门,怕医治武斗一派受伤者,另一派知道了来砸来打。
二姐敲开医院的门,在那儿大闹起来,说小孩被缆车压了,与派仗有什么关系?医生被二姐那股拼命的气势汹汹吓住了,正在犹豫是不是收下五哥。我一个人奔出医院,没有回家,而是对直朝江边跑。天上乌云腾腾,连雷也未响一个,立即下起雨来。雨把远的山峦拉近,把近的山峦推远。
我沿着江边不知走了多少小时,等我在造船厂找到母亲时,雨已变小,轻轻渺渺地飘洒,阴郁的天色,暗如傍晚。母亲戴着草帽正在和联手从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,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,她扔下扁担就奔了过来。
大姐在我前面走出了好远,我赶了下去。她刚才说的话,我怎么想都不对劲,我得抓住这个机会,不想让她溜掉。
“你性急啥子?”大姐没像上次那么推来推去,爽爽快快地说,“我还没讲到在新社会,我是什么样的身世。”
2
袍哥头子被捕了。1950年,共产党决定用大兵力剿四川的反共游击队。大镇反大肃反延续了好几年。重庆逮捕了所有袍哥头目、各种道会门的头子。城里的几个刑场有一度每天枪毙上百人,毙掉的人大多没人敢去认领,就挖大坑埋了。南岸的刑场在柿子沟,被枪毙的还有历来不管庙外之事的寺庙住持法师,好多老头老太、虔诚的佛门信徒为法师之死暗暗悲泣。但这一带的老百姓,却兴奋得天天茶馆客满,也许是重庆人喜欢吃辣椒,吃出来的好事性格。
“这年头,死个人比死只鸡还容易。”父亲叹着气说。
母亲叫父亲闭嘴。她挺着大肚子,抱着女儿在家里战战兢兢。
有人悄悄给她捎来口信,袍哥头子在监狱里,要她带女儿去监狱看望他。母亲犹豫不决,在床上辗转反侧,难以入睡。清晨,母亲双眼红肿,出了家门,她没有带大姐。
母亲大着肚子在监狱门口小房间里,报了名字,登了记,却没能被允许见面。反落了个记录在案,坐在回南岸的过江轮渡上,她气恼万分。
母亲得到口信已晚了好几个月,袍哥头早被绑赴刑场。那天是大镇压,据说,赴刑场的途中死刑犯们在车上暴动,一群死囚跳车亡命沿街奔逃,手提机枪只能就地扫射。
拥挤的船舱里十分闷热,母亲抹去脸上的泪珠,定了定神。她早就不应当为这个男人哭了,可还是没能止住。船舷外汹涌的江水,一浪一浪,摇晃着她的身体。
还是多年前,有一次母亲和袍哥头子在街上坐人力车,遇到敲敲打打长长的队伍,轧断了街口。披麻戴孝的孝子孝孙举着哭丧棒在前头,棺木后面,身穿素衣的人抬着纸糊的轿、马,抬着绸缎制的礼服、官服,薄丝绢挂在灵幡上。奏乐鸣炮,灯彩摇红。
他对正观望出殡发愣的母亲说,别羡慕别人,等你妈百年后,我一定为她大办,请和尚道士做法事,超度亡魂,择吉日吉地下葬,祖坟风水好,后人才会发迹。他摸准了母亲想对乡下的外婆尽孝的心事,这一招很准,她是心领了。
外婆死在重庆,死在母亲家里。乡下大舅二舅砍了竹子,做了滑竿,把病倒的外婆往重庆抬,靠张嘴问路和半乞讨,走走停停,走了四天三夜,好不容易挨到重庆的江北,搭乘船才过了江到南岸。母亲一见他们就哭了,说,为啥子不写信来?我就是借钱也要让你们坐船来!两个舅舅头上按照乡下走亲戚习俗,缠了根洗白净的布,都成灰色了。院子里的人说,是抬来一个死人,头上缠的啥子裹尸布?两个舅舅急着要回去。母亲凑了二十元路费,叫他们坐船。
大舅说不坐船,二妹,你这些钱我们回去能做大事。
母亲送外婆上医院,医生说治不好。母亲去抓草药熬,那段时间我家的房子里全是草药味。外婆脸和身体瘦得只剩下一把,肚子里全是虫,拉下的虫像花电线一样颜色,扁的。外婆按住肚子缩在床上,睡也不是坐也不是。只过了一个冬,小年刚过,大年未过,直到那个寒冷的半夜,外婆一声尖锐的呻吟后,就痛昏死在家里尿罐上。母亲把外婆扶上床,外婆醒过来说的唯一的话,就是要求她把还在乡下挨饿的最小的弟弟弄到重庆来,让他有口饭吃,让他识几个字。看着母亲点头,外婆才咽了气。
1953年外婆死的那天,母亲打来一盆温热的水,用毛巾给外婆擦脸、脖颈和身子,把外婆冰冷的手贴在自己的胸口。外婆穿着母亲手缝的衣鞋停在一块旧木板上,在堂屋紧靠我家房门边。没有人号啕大哭,没有请人来做道场,没有花圈祭幛,也没设灵堂,一盏灯芯草点的菜油灯,一闪一闪照到天亮。外婆被草草埋葬在三块石山坳的野坟堆中。
一年后母亲的小弟弟从忠县乡下拿着地址,一人问路来到重庆。这个十一岁的少年到我家时,穿件老蓝布长衣,一条烂裤,从头到脚又脏又臭。大姐还以为是农村叫花子,叫他滚开。母亲从屋里出来,止住大姐,告诉她:“这是你幺舅。”
幺舅只上了四年学,就私自逃学去挑河沙挣钱。母亲知道时,他已在一家机械厂找到一份临时工,他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好,认为自己拖累了姐姐一家。母亲要他别去厂里当抬工,回学校,读不走,就降一年二年级读。
幺舅不肯,说他得养活自己。
母亲说你不听话,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。
幺舅给母亲跪下,磕了个响头,就住进厂里集体宿舍。
幺舅偶尔也来我家,与母亲话头总转到外婆身上。幺舅说:以为解放了打倒地主,日子会变好些,没想到还是差吃的。妈为节省,只喝井水。
母亲说:妈死了,我后悔没给她留张照片,现在想看妈,都想不起她是啥样儿,只记得妈梳了个髻。
幺舅说:妈和姐姐样子像。妈被哥哥他们抬走时,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放,我追她追了好几匹山。
母亲说:那阵只想到妈病,盼她病好,哪想到她死?
外婆咽气时也未谅解母亲当年逃婚的事,这也是母亲的心病。母亲一次次梦见外婆到她床前来找她,倒也未提逃婚的事,这是外婆骄傲,不愿提。外婆只是埋怨母亲,说母亲不管她,说她依然饿肚子,孤孤单单,遭人欺。外婆还说她找三姨——她的亲外甥女,却怎么也找不到。母亲也从未找到三姨的坟,三姨1961年饿死后据说是被埋在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山坡上。那时还未兴建大桥,野树野草乱石成堆,没立个碑,就等于消失了。修建大桥时,早被推土机铲得一根白骨也不剩。
母亲是在外婆死了十七年后,梦见她十七年之久,才把外婆的坟打开,用一块白布装殓尸骨,放好在一个小木箱里,让幺舅送回家乡,葬在老房子后山坡外公的坟旁。之后,母亲再也没梦见外婆。家乡来重庆的人说,外婆的坟前一下雨,总生出一片地木耳,黑黑的,在有月亮的夜里去摘,回家不洗就能吃,不沾沙土。
3
未到晚年,母亲的眼睛就总是不干净,每隔一会儿就得用手绢擦,不然,就被绿绿的黏液堵住眼角,又痛又痒。“这是怀孩子时惹上的,”她对我们说,“不管有天大的事发生,在怀孕时,别哭,别像我,落上这种病医都医不好。”
我现在明白了,母亲是指她怀孕时,去探监,路上哭得太伤心。
大姐不太相信母亲敢去监狱探望。在这件事上,大姐对母亲的怀疑或许真有道理,她做女儿的,对这点应当最敏感。
“你父亲就这么死啦?”我拉着大姐的手,这个男人,与我没有太大相干,却让我心里一阵难过。我与大姐握在一起的手,从来没这么紧。
不料过了一会儿,大姐猛地蹦出一句叫我莫名其妙的话:“他就那样死,就好了。”
她挑了块石头坐下,背对着江面,不待我问,就说起来。
那是一个星期天,许久没有走船的父亲的消息,母亲抱着三岁的三哥,带着大姐过江去轮船公司打听。走到朝天门,母亲换了下手,把三哥抱在右手边。港口旁的一大坡人和车相混的马路,不下雨也陡而滑。心事重重的母亲没注意一辆板车急滑而下,等她发现,板车已近在咫尺,她抱紧三哥往路沿一让,朝吓呆的大姐喊:“跑开呀!快点跑开!”她闭上眼睛,大姐不被撞死,也会被撞个大伤。那板车翻掉,拉板车的男人不死也会受重伤。但板车奇迹般刹住了,双方都吓了个半死,一张口,却都愣住了。
是袍哥头的舅爷,他直呼母亲的姓名,连连叫道:“是你啊,你们母女俩让我找得好苦!”他双鬓已开始发白,袖子和裤腿挽着,穿着一双沾满泥灰的胶鞋。
这个场面很戏剧性,但大姐的生平多一分少一分巧合已无关要旨。总之,母亲知道了袍哥头并未死,未处决他,他陪了杀场,吓了个屁滚尿流,答应交代。他全招了,吐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关系。一边交代着,一边就痛恨起国民党来了,他那么拼了性命,也不过是一个被玩于股掌的小卒。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命运:小卒就是被弃在前沿的,当牺牲品给收拾掉。为啥子不吐,吐个痛快?
他待在牢里,一点也没内疚。由于他的坦白,受他牵连的人全部抓获,他以为自己会被许诺的那样,放出来。没过多久,他就明白自己上当了,不仅未放他,而且还要他继续交代。
“我已交代完了。”他掏心捶肺地说。
“没有,你还得老老实实全部招出来。”
他听到这话还是不明白,他的确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。
他先被关在紧靠着白公馆的一幢房子里。白公馆和渣滓洞,是国民党关押党内反对派人士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两所监牢,1943年建立的收集情报培训特工的中美合作所就设在那儿。解放后这地方被共产党作为活教材:这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!这是国民党蒋匪帮屠杀我们烈士的铁证!每年的“11·27”死难日,烈士墓前都有成群结队的少先队员,为他们胸前的鲜艳的红领巾头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握紧拳头,誓言铮铮。这地方的烈士名单经常改变,“文化大革命”翻出不少烈士原来是叛徒,民主党派的人不算烈士。后来又说没有叛徒,全是烈士,审查死人比活人还难。取材于此的革命小说《红岩》的作者,最大的英雄,“文革”中被说是叛徒,他跳楼自杀,头颅着地,当即死亡。砸在地面上的一只眼睛紧闭,另外半边脸上的一只眼睛撑大了一倍,几乎蹦出眼眶,是我从小看到的死人照片中最恐惧的一张。
袍哥头一到这地方,肯定也明白了,历史最乐于开玩笑,监狱总是轮流坐。白天被枪逼着去挖煤干苦力,只有夜里才想到命运颠来倒去。他不能容忍自己当初的招供,既不符合袍哥的江湖规矩,也不符合他做人的准则,他一开始后悔,就明白一切都晚了。
4
但是母亲不可能再去探过袍哥头子,因为很快他就被移到南岸的孙家花园——关押重犯的省二监狱。
在朝天门碰见舅爷,使母亲和久未有联系的舅爷家有了往来,灾荒年快结束时,母亲才让大姐去认舅爷一家,当时她在卫校读书。袍哥头后来娶了那个姑娘,生了一女一儿,和袍哥头的弟弟一家在1949年前到重庆。大姐管那女人叫二妈,管袍哥头的弟弟叫力光幺爸。他们住的吊脚楼烂朽,从楼板的漏缝中能看见轻缓流动着的嘉陵江。
大姐说,那家人日子过得也很难,为了生存,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就只得跟社会上那种女人一样,跟不认识的男人睡觉。
我说,当妓女。
“不准说这个词!”大姐声音大得吼了起来。
“一直这样?”我问。
大姐说,当然是那些年,现在她不知道。那个妹妹也不愿见她,可能怕她看不起,那家人和她也没了往来。
大姐的生父作为一个没骨头的好汉,苟延残喘活了下来。但没有多久,1960年,由于他交代好,被押回老家安岳劳改农场,本想可以在那儿熬到自由的日子,却不行了。没吃的,农场里犯人的伙食只能喂石头人,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肿病,终于支撑不住,再也不能干活,就倒下了。
天冷地冻,不干活就没吃的,连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,他最后咽气时双手全是血,抓剜土墙,嘴里也是墙土,眼睛大睁着,才三十六岁。没人收尸,丢在大坟坑里了。死了好久之后,从那儿逃灾荒出来的好心人,路经重庆才把这噩耗转告。
同一年,在母亲的家乡忠县关口寨,附近能吃的观音土都被挖净,吃在肚子里,都发胀了,解不出大便,死时肚子像大皮球一样。大舅妈是村子里头一个饿死的,大表哥从读书的煤校赶回去吊孝。到忠县前的丰都县,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,插着稻草卖儿卖女的,举家奔逃的,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,有的人饿得连自己的娃儿死了都煮来吃。过路人对他说,小同志,别往下走了,你有钱有粮票都买不到吃的。
他这个孝子回学校后一字未提母亲是饿死的,一字不提乡下饥饿的惨状,还写了入党申请书,赞颂党的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。他急切要求进步,想毕业后不回到农村。家里人饿死,再埋怨也救不活。只有顺着这政权的阶梯往上爬,才可有出头之日,干部说谎导致饥荒,饥荒年代依然要说谎,才能当干部。
5
越往下探究,越更深沉无底。饥饿与我结下的是怎样一种缘由?在我将要出生的前几年,外婆、三姨、三姨夫、大舅妈、母亲的第一个丈夫,和我有血缘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在一个个消失,而我竟然活了下来,生了下来,靠了什么?
我沉默了,脑子里反反复复全是一个个问号。
50年代这条街的人和其他街上的人一样,听毛主席的话,由着性子生小孩,想戴大红花,当光荣妈妈。有的女人一年一胎,有的女人生双胞胎。相比之下,母亲的生育能力就算不上什么了。到1958年,家里添了四姐、五哥。在四姐前一个哥哥生下来就停止了心跳,打了引产针,好不容易死婴才下来。母亲大出血,人昏迷不醒,但她还是醒了过来,这是1954年春天的事。
“你这狠心肠的妈,差三天就该生了,去江边洗衣服做啥?你把儿子闷死在肚子里,害死了他。”护士对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埋怨道。
母亲脸上出现了浅浅的笑容,轻声细语地说:“死一个,少一个,好一个。”
护士不解地走开了,这么无情义的母亲,恐怕她是头回碰到。
母亲无可奈何的自嘲,或许达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,在她第一次和男人会面时,她早就看清自己的命运,她的孩子们的命运。不出生,便可避免出生后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磨难。母亲这样的想法,当然有她的道理。大生育导致人口大膨胀,不仅我是多余的,哥哥姐姐也是多余的,全国大部分人全是多余的,死再大一批也无所谓。
大姐说来说去绕不过大饥荒年代,该我出生的时候了。那一年大姐已是十六岁的姑娘,性情不安躁动,那一年她明白了她的身世,对母亲更是恨上加恨。大姐说到这儿时,我的心也急促地跳动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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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姐把我叫出去,说今天你别去上学,陪我。我本来也不愿去学校,我不想见到历史老师,他让我等了个空,他诱骗少女,又欺侮少女。
在窄小的巷子拐来拐去,大姐停在粮食仓库旁的一个院子门前,让我一人进去,叫她的一个老同学出来。她这次回重庆,心神不定,老在找什么人似的,像是故意找事做,好忘掉她又一次失败的婚姻。我说,你没有不敢做的事,你怕啥子?
大姐求我帮个忙。
“是个男的?”
“人小鬼大!女的女的,你快点进去。”大姐催促道。
跨入院门就是一大坡石阶,比我家所居的院子小多了,住了几户人,我找到天井左手第一家,一个老太婆在剪干红辣椒,她听我重复好几遍话才说:“不在。”
我问:“啥子时候在呢?”
“不晓得。”老太婆不再理我了。
我走下石阶,对站在院门口的大姐说了情况,大姐说,那老太婆是她同学的妈,即使女儿在,也不肯让女儿出来。臭老婆子,耗子精!
她说这个女同学和她一起下乡到巫山,在同一个公社,以前关系不错,为一点小事彼此就断了联系。
大姐说1964年她到农村,一看同在一村的四个女知青,便再清楚不过苦日子开始了:一个的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;另一个是反革命子女;第三个,父亲解放前随部队去台湾,属敌特子女;第四个,灾荒年父母双亡。全是家庭成分有问题的,被哄骗下乡,都成为响应党的号召的英雄。夜里有猿猴啼叫,跟鬼魂在叫一样,知青夜里不敢单独出门。这个原先树木成林的地方,大办公社大炼钢铁大饥荒时,把树砍毁了。知青住的村子还独剩一棵很大的黄葛树,知青没柴烧,要砍树。
农民说,砍不得,砍了要出事。
知青不管这些迷信,砍了,就此中了邪。一个女知青生小孩死在巫山,坟还在那儿。没多久另一个女知青被区里干部霸占奸淫,一直忍气吞声,最后和当地农民结婚,难产而死。当地风俗,产后死的只能夜里十二点后出葬。那是一个大雨天,天黑路滑,抬尸体的人和棺材全部跌下悬崖。
两个男知青受不了当地政府对知青的不公正待遇,拉了公社二十来个知青要进深山打游击,准备了大刀、长矛。大姐没参加,是因为觉得躲进深山,日子一定更苦。队伍还没拉进山,就被全部抓获,两个头头被判了十五年刑。
“他们平反没有?”我问,“现在每天报纸都在说纠正错案。”
“平啥子反?牢一坐进去,人就会整垮了。”大姐把话又绕到刚才那个女同学身上,说看来只有找到她,才能找到另外一个男知青。当年他对大姐有情有义,大姐没当一回事,现在她后悔了。
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个县煤矿当小干部,夫妻吵闹无一日安宁,丈夫怨恨地跑去党委控告,说自己和妻子阶级路线不同,将大姐生父养父的事全部抖了出来。第二天全矿贴满了大字报,揪斗黑五类翻天,他就在台下看着她被斗。
“不提他了,我本来就不应该和这种人结婚。”大姐说。
“我还是觉得那个姐夫好,起码比你第二个丈夫好。”
“一个比一个差,再找一个也不会好。结婚不是为了找好男人。但离婚却要拿出命来干,随便哪个鬼地方离婚都得他妈的单位批准才行。”她说着把头往旁边一扬,先我两步台阶在前了。
缆车道上,麻袋装的粮食堆得齐整的车往山上,已被卸掉货的空车往山下。一队搬运工,在底端下船装车。另一队搬运工在缆车顶端——仓库大黑铁门里卸货。与四周房子相比,那片仓库区的房子,是南岸最结实的,处处是红字警告“闲人免进”、“注意防火”和毛主席语录“深挖洞,广积粮,不称霸”。
我们走到缆车道下的桥洞旁,我对大姐说:“你还没有告诉我全部事,你上次说时间太晚,答应一有时间就告诉我。”
“我已说了好多不该说的事。”但大姐嘴边马上挂了一丝笑容,“你命还是比我好,你看那年这缆车压的就是五弟。当时你还没读小学,还不到六岁,就晓得一个人跑去坐船,到从未去过的白沙沱造船厂找母亲。谁也没想到你能。”
“你记错了,我是走了很久的路。当时我身上哪来坐船的钱?”我说。
“好吧算我记错,不管怎么说,一个五岁半的小孩能走那么远的路,没迷方向,看来你还是这个家里的人。”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我突然警觉起来,“为什么我‘还是’这家里的人?”
“就是嘛!”大姐口气一点没变,“看你为五弟的事能吃这么大的苦,你还没懂事,我那时二十二岁了,从巫山农村回家生大女儿没有多久,就明白你不会像我,你是这家里的人。”
“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不会‘像’你?”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。我不知道大姐是说漏了嘴,还是有意卖个破绽引我上路。
五哥拿着小竹箕,里面已有不少干豌豆绿豆,都是我和他从缆车上的铁轨和石缝中一粒一粒捡的。缆车上货卸货间总有不少孩子,趴跪在地上,用手指挖从麻袋里漏出的豆子米粒,只是不像灾荒年抢得那么凶。饥荒算是结束了,粮食还是不够吃,大人还是让孩子去拾,拾一点算一点,几天积下就是半土碗,顶一顿饭的粮食。1968年初夏,我记得我在缆车道外的沙滩,发现草里有几根香葱,很兴奋。但我听到缆车启动的铃响,就警觉地站起身来让开,手里满是泥沙。
那天上午,向上开的缆车是空车,向下滑的缆车装货,从仓库运粮食到江边的船上,空车上坐着四五个男孩,五哥也在其中。开缆车的师傅和装卸工人,没管这些几乎是熟面孔的孩子。一个孩子从五哥的竹箕抓了一把豆子,从不与人争斗的五哥,从那孩子的竹箕里抓回一把。那孩子一用劲,就把坐在前边的五哥推下车,缆车的后轮压住了他的左大腿,开缆车的师傅马上停车。
我隔得不远,看得真切,跟着五哥惨叫声哭喊。家中几个姐姐哥哥,唯有五哥对我最好:他从不欺负我,还教我识字。有吃的自己不吃,也让我吃。他因为嘴有残疾,爱躲着人,被家里人呵斥,也不吵不闹。
闻讯赶来的二姐,背起五哥就跑,一路血流洒下来。二姐扯下五哥的裤腰带,扎在他鲜血淋漓的大腿根。我回过神,跟在他们的后面。
武斗最凶的时候刚刚过去,两派继续上缴武器,但同时还在使用大炮、轻重机枪和坦克,市区水陆交通时而中断,电、自来水供应紧张。石桥广场诊所和区一院那天都没开门,怕医治武斗一派受伤者,另一派知道了来砸来打。
二姐敲开医院的门,在那儿大闹起来,说小孩被缆车压了,与派仗有什么关系?医生被二姐那股拼命的气势汹汹吓住了,正在犹豫是不是收下五哥。我一个人奔出医院,没有回家,而是对直朝江边跑。天上乌云腾腾,连雷也未响一个,立即下起雨来。雨把远的山峦拉近,把近的山峦推远。
我沿着江边不知走了多少小时,等我在造船厂找到母亲时,雨已变小,轻轻渺渺地飘洒,阴郁的天色,暗如傍晚。母亲戴着草帽正在和联手从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,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,她扔下扁担就奔了过来。
大姐在我前面走出了好远,我赶了下去。她刚才说的话,我怎么想都不对劲,我得抓住这个机会,不想让她溜掉。
“你性急啥子?”大姐没像上次那么推来推去,爽爽快快地说,“我还没讲到在新社会,我是什么样的身世。”
2
袍哥头子被捕了。1950年,共产党决定用大兵力剿四川的反共游击队。大镇反大肃反延续了好几年。重庆逮捕了所有袍哥头目、各种道会门的头子。城里的几个刑场有一度每天枪毙上百人,毙掉的人大多没人敢去认领,就挖大坑埋了。南岸的刑场在柿子沟,被枪毙的还有历来不管庙外之事的寺庙住持法师,好多老头老太、虔诚的佛门信徒为法师之死暗暗悲泣。但这一带的老百姓,却兴奋得天天茶馆客满,也许是重庆人喜欢吃辣椒,吃出来的好事性格。
“这年头,死个人比死只鸡还容易。”父亲叹着气说。
母亲叫父亲闭嘴。她挺着大肚子,抱着女儿在家里战战兢兢。
有人悄悄给她捎来口信,袍哥头子在监狱里,要她带女儿去监狱看望他。母亲犹豫不决,在床上辗转反侧,难以入睡。清晨,母亲双眼红肿,出了家门,她没有带大姐。
母亲大着肚子在监狱门口小房间里,报了名字,登了记,却没能被允许见面。反落了个记录在案,坐在回南岸的过江轮渡上,她气恼万分。
母亲得到口信已晚了好几个月,袍哥头早被绑赴刑场。那天是大镇压,据说,赴刑场的途中死刑犯们在车上暴动,一群死囚跳车亡命沿街奔逃,手提机枪只能就地扫射。
拥挤的船舱里十分闷热,母亲抹去脸上的泪珠,定了定神。她早就不应当为这个男人哭了,可还是没能止住。船舷外汹涌的江水,一浪一浪,摇晃着她的身体。
还是多年前,有一次母亲和袍哥头子在街上坐人力车,遇到敲敲打打长长的队伍,轧断了街口。披麻戴孝的孝子孝孙举着哭丧棒在前头,棺木后面,身穿素衣的人抬着纸糊的轿、马,抬着绸缎制的礼服、官服,薄丝绢挂在灵幡上。奏乐鸣炮,灯彩摇红。
他对正观望出殡发愣的母亲说,别羡慕别人,等你妈百年后,我一定为她大办,请和尚道士做法事,超度亡魂,择吉日吉地下葬,祖坟风水好,后人才会发迹。他摸准了母亲想对乡下的外婆尽孝的心事,这一招很准,她是心领了。
外婆死在重庆,死在母亲家里。乡下大舅二舅砍了竹子,做了滑竿,把病倒的外婆往重庆抬,靠张嘴问路和半乞讨,走走停停,走了四天三夜,好不容易挨到重庆的江北,搭乘船才过了江到南岸。母亲一见他们就哭了,说,为啥子不写信来?我就是借钱也要让你们坐船来!两个舅舅头上按照乡下走亲戚习俗,缠了根洗白净的布,都成灰色了。院子里的人说,是抬来一个死人,头上缠的啥子裹尸布?两个舅舅急着要回去。母亲凑了二十元路费,叫他们坐船。
大舅说不坐船,二妹,你这些钱我们回去能做大事。
母亲送外婆上医院,医生说治不好。母亲去抓草药熬,那段时间我家的房子里全是草药味。外婆脸和身体瘦得只剩下一把,肚子里全是虫,拉下的虫像花电线一样颜色,扁的。外婆按住肚子缩在床上,睡也不是坐也不是。只过了一个冬,小年刚过,大年未过,直到那个寒冷的半夜,外婆一声尖锐的呻吟后,就痛昏死在家里尿罐上。母亲把外婆扶上床,外婆醒过来说的唯一的话,就是要求她把还在乡下挨饿的最小的弟弟弄到重庆来,让他有口饭吃,让他识几个字。看着母亲点头,外婆才咽了气。
1953年外婆死的那天,母亲打来一盆温热的水,用毛巾给外婆擦脸、脖颈和身子,把外婆冰冷的手贴在自己的胸口。外婆穿着母亲手缝的衣鞋停在一块旧木板上,在堂屋紧靠我家房门边。没有人号啕大哭,没有请人来做道场,没有花圈祭幛,也没设灵堂,一盏灯芯草点的菜油灯,一闪一闪照到天亮。外婆被草草埋葬在三块石山坳的野坟堆中。
一年后母亲的小弟弟从忠县乡下拿着地址,一人问路来到重庆。这个十一岁的少年到我家时,穿件老蓝布长衣,一条烂裤,从头到脚又脏又臭。大姐还以为是农村叫花子,叫他滚开。母亲从屋里出来,止住大姐,告诉她:“这是你幺舅。”
幺舅只上了四年学,就私自逃学去挑河沙挣钱。母亲知道时,他已在一家机械厂找到一份临时工,他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好,认为自己拖累了姐姐一家。母亲要他别去厂里当抬工,回学校,读不走,就降一年二年级读。
幺舅不肯,说他得养活自己。
母亲说你不听话,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。
幺舅给母亲跪下,磕了个响头,就住进厂里集体宿舍。
幺舅偶尔也来我家,与母亲话头总转到外婆身上。幺舅说:以为解放了打倒地主,日子会变好些,没想到还是差吃的。妈为节省,只喝井水。
母亲说:妈死了,我后悔没给她留张照片,现在想看妈,都想不起她是啥样儿,只记得妈梳了个髻。
幺舅说:妈和姐姐样子像。妈被哥哥他们抬走时,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放,我追她追了好几匹山。
母亲说:那阵只想到妈病,盼她病好,哪想到她死?
外婆咽气时也未谅解母亲当年逃婚的事,这也是母亲的心病。母亲一次次梦见外婆到她床前来找她,倒也未提逃婚的事,这是外婆骄傲,不愿提。外婆只是埋怨母亲,说母亲不管她,说她依然饿肚子,孤孤单单,遭人欺。外婆还说她找三姨——她的亲外甥女,却怎么也找不到。母亲也从未找到三姨的坟,三姨1961年饿死后据说是被埋在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山坡上。那时还未兴建大桥,野树野草乱石成堆,没立个碑,就等于消失了。修建大桥时,早被推土机铲得一根白骨也不剩。
母亲是在外婆死了十七年后,梦见她十七年之久,才把外婆的坟打开,用一块白布装殓尸骨,放好在一个小木箱里,让幺舅送回家乡,葬在老房子后山坡外公的坟旁。之后,母亲再也没梦见外婆。家乡来重庆的人说,外婆的坟前一下雨,总生出一片地木耳,黑黑的,在有月亮的夜里去摘,回家不洗就能吃,不沾沙土。
3
未到晚年,母亲的眼睛就总是不干净,每隔一会儿就得用手绢擦,不然,就被绿绿的黏液堵住眼角,又痛又痒。“这是怀孩子时惹上的,”她对我们说,“不管有天大的事发生,在怀孕时,别哭,别像我,落上这种病医都医不好。”
我现在明白了,母亲是指她怀孕时,去探监,路上哭得太伤心。
大姐不太相信母亲敢去监狱探望。在这件事上,大姐对母亲的怀疑或许真有道理,她做女儿的,对这点应当最敏感。
“你父亲就这么死啦?”我拉着大姐的手,这个男人,与我没有太大相干,却让我心里一阵难过。我与大姐握在一起的手,从来没这么紧。
不料过了一会儿,大姐猛地蹦出一句叫我莫名其妙的话:“他就那样死,就好了。”
她挑了块石头坐下,背对着江面,不待我问,就说起来。
那是一个星期天,许久没有走船的父亲的消息,母亲抱着三岁的三哥,带着大姐过江去轮船公司打听。走到朝天门,母亲换了下手,把三哥抱在右手边。港口旁的一大坡人和车相混的马路,不下雨也陡而滑。心事重重的母亲没注意一辆板车急滑而下,等她发现,板车已近在咫尺,她抱紧三哥往路沿一让,朝吓呆的大姐喊:“跑开呀!快点跑开!”她闭上眼睛,大姐不被撞死,也会被撞个大伤。那板车翻掉,拉板车的男人不死也会受重伤。但板车奇迹般刹住了,双方都吓了个半死,一张口,却都愣住了。
是袍哥头的舅爷,他直呼母亲的姓名,连连叫道:“是你啊,你们母女俩让我找得好苦!”他双鬓已开始发白,袖子和裤腿挽着,穿着一双沾满泥灰的胶鞋。
这个场面很戏剧性,但大姐的生平多一分少一分巧合已无关要旨。总之,母亲知道了袍哥头并未死,未处决他,他陪了杀场,吓了个屁滚尿流,答应交代。他全招了,吐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关系。一边交代着,一边就痛恨起国民党来了,他那么拼了性命,也不过是一个被玩于股掌的小卒。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命运:小卒就是被弃在前沿的,当牺牲品给收拾掉。为啥子不吐,吐个痛快?
他待在牢里,一点也没内疚。由于他的坦白,受他牵连的人全部抓获,他以为自己会被许诺的那样,放出来。没过多久,他就明白自己上当了,不仅未放他,而且还要他继续交代。
“我已交代完了。”他掏心捶肺地说。
“没有,你还得老老实实全部招出来。”
他听到这话还是不明白,他的确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。
他先被关在紧靠着白公馆的一幢房子里。白公馆和渣滓洞,是国民党关押党内反对派人士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两所监牢,1943年建立的收集情报培训特工的中美合作所就设在那儿。解放后这地方被共产党作为活教材:这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!这是国民党蒋匪帮屠杀我们烈士的铁证!每年的“11·27”死难日,烈士墓前都有成群结队的少先队员,为他们胸前的鲜艳的红领巾头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握紧拳头,誓言铮铮。这地方的烈士名单经常改变,“文化大革命”翻出不少烈士原来是叛徒,民主党派的人不算烈士。后来又说没有叛徒,全是烈士,审查死人比活人还难。取材于此的革命小说《红岩》的作者,最大的英雄,“文革”中被说是叛徒,他跳楼自杀,头颅着地,当即死亡。砸在地面上的一只眼睛紧闭,另外半边脸上的一只眼睛撑大了一倍,几乎蹦出眼眶,是我从小看到的死人照片中最恐惧的一张。
袍哥头一到这地方,肯定也明白了,历史最乐于开玩笑,监狱总是轮流坐。白天被枪逼着去挖煤干苦力,只有夜里才想到命运颠来倒去。他不能容忍自己当初的招供,既不符合袍哥的江湖规矩,也不符合他做人的准则,他一开始后悔,就明白一切都晚了。
4
但是母亲不可能再去探过袍哥头子,因为很快他就被移到南岸的孙家花园——关押重犯的省二监狱。
在朝天门碰见舅爷,使母亲和久未有联系的舅爷家有了往来,灾荒年快结束时,母亲才让大姐去认舅爷一家,当时她在卫校读书。袍哥头后来娶了那个姑娘,生了一女一儿,和袍哥头的弟弟一家在1949年前到重庆。大姐管那女人叫二妈,管袍哥头的弟弟叫力光幺爸。他们住的吊脚楼烂朽,从楼板的漏缝中能看见轻缓流动着的嘉陵江。
大姐说,那家人日子过得也很难,为了生存,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就只得跟社会上那种女人一样,跟不认识的男人睡觉。
我说,当妓女。
“不准说这个词!”大姐声音大得吼了起来。
“一直这样?”我问。
大姐说,当然是那些年,现在她不知道。那个妹妹也不愿见她,可能怕她看不起,那家人和她也没了往来。
大姐的生父作为一个没骨头的好汉,苟延残喘活了下来。但没有多久,1960年,由于他交代好,被押回老家安岳劳改农场,本想可以在那儿熬到自由的日子,却不行了。没吃的,农场里犯人的伙食只能喂石头人,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肿病,终于支撑不住,再也不能干活,就倒下了。
天冷地冻,不干活就没吃的,连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,他最后咽气时双手全是血,抓剜土墙,嘴里也是墙土,眼睛大睁着,才三十六岁。没人收尸,丢在大坟坑里了。死了好久之后,从那儿逃灾荒出来的好心人,路经重庆才把这噩耗转告。
同一年,在母亲的家乡忠县关口寨,附近能吃的观音土都被挖净,吃在肚子里,都发胀了,解不出大便,死时肚子像大皮球一样。大舅妈是村子里头一个饿死的,大表哥从读书的煤校赶回去吊孝。到忠县前的丰都县,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,插着稻草卖儿卖女的,举家奔逃的,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,有的人饿得连自己的娃儿死了都煮来吃。过路人对他说,小同志,别往下走了,你有钱有粮票都买不到吃的。
他这个孝子回学校后一字未提母亲是饿死的,一字不提乡下饥饿的惨状,还写了入党申请书,赞颂党的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。他急切要求进步,想毕业后不回到农村。家里人饿死,再埋怨也救不活。只有顺着这政权的阶梯往上爬,才可有出头之日,干部说谎导致饥荒,饥荒年代依然要说谎,才能当干部。
5
越往下探究,越更深沉无底。饥饿与我结下的是怎样一种缘由?在我将要出生的前几年,外婆、三姨、三姨夫、大舅妈、母亲的第一个丈夫,和我有血缘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在一个个消失,而我竟然活了下来,生了下来,靠了什么?
我沉默了,脑子里反反复复全是一个个问号。
50年代这条街的人和其他街上的人一样,听毛主席的话,由着性子生小孩,想戴大红花,当光荣妈妈。有的女人一年一胎,有的女人生双胞胎。相比之下,母亲的生育能力就算不上什么了。到1958年,家里添了四姐、五哥。在四姐前一个哥哥生下来就停止了心跳,打了引产针,好不容易死婴才下来。母亲大出血,人昏迷不醒,但她还是醒了过来,这是1954年春天的事。
“你这狠心肠的妈,差三天就该生了,去江边洗衣服做啥?你把儿子闷死在肚子里,害死了他。”护士对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埋怨道。
母亲脸上出现了浅浅的笑容,轻声细语地说:“死一个,少一个,好一个。”
护士不解地走开了,这么无情义的母亲,恐怕她是头回碰到。
母亲无可奈何的自嘲,或许达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,在她第一次和男人会面时,她早就看清自己的命运,她的孩子们的命运。不出生,便可避免出生后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磨难。母亲这样的想法,当然有她的道理。大生育导致人口大膨胀,不仅我是多余的,哥哥姐姐也是多余的,全国大部分人全是多余的,死再大一批也无所谓。
大姐说来说去绕不过大饥荒年代,该我出生的时候了。那一年大姐已是十六岁的姑娘,性情不安躁动,那一年她明白了她的身世,对母亲更是恨上加恨。大姐说到这儿时,我的心也急促地跳动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