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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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从碗柜里取出坦平的土碗,我将两个包子放在里面,小心地把粘在包子上透了油的纸揭去。碗柜上有碗稀饭,我又渴又饿,端起稀饭,稀里呼噜一阵,统统灌下肚子。
父亲进屋来,我拉亮电灯,虽然光线昏黄,但房里的床、桌子、五屉柜比先前清晰多了。
“爸爸,你和妈妈的。”我把装包子的碗递给父亲。
“你呢?”父亲没拿。
“我已经吃了一个,这两个是你们的。”
“你连撒谎都不会,五角钱哪能买三个这么大的肉包子?”父亲说,“你喜欢吃,你就吃吧。”
正说着,母亲端着碗筷进来,把筷子插入墙上的竹篓里。“六六,一早你就没影了。也不帮妈举杆杆晾衣服。人一大就不听妈的话。也是,竹子都靠不到,还能靠笋子?养这么多儿女,一个不如一个。”她越说声音越不耐烦。
我说,妈妈你别念叨我了,我有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呢。
母亲也看到碗里的肉包,果然十分高兴,竟然忘了问买包子的钱是哪来的。“买这么贵的东西做啥子,你去哪儿了?”
我说,我去石桥了。
她拿起装包子的碗,想起什么似的,问我在石桥哪家馆子买的?
我说,当然是水馆子,每个人都说那儿的肉包子肉饺子好。真是人多得很,还排队。
我的话未说完,母亲手一甩,把碗撂回柜上。她扶住绷子床的柱头,干呕起来。“水馆子的包子。”母亲恶心地摇头,她接过我递上去的湿毛巾,拿在手里坐在床沿上。
“你这人太疑心了点。”父亲不快地说。
“哪是疑心?”母亲说,“那是啥子年?”
从母亲不太连贯的话语里,我听出了个大概:灾荒年水馆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烂做的馅。吃了包子的人还想吃,这才生意红火,就像现在火锅店里的人,往汤料里放大麻根、罂粟秆一样。当年有人发现馅肉里有手指甲,告发了。公安局把开馆子的夫妻给逮了,馆子给抄了闭了,好多年,店才重新开张,归了街道合作企业。
“街上老太婆瞎嚼嘴。”父亲说。
“那阵子肉多稀罕,可水馆子的肉从哪儿搞来的?而且鲜得要命,比味精还鲜。说没证据,也有证据。”母亲说和她在一起抬了一两年石头的联手,联手三岁的娃娃也是那阵子失踪,连个影也找不到。联手最先一说起泪就吧嗒吧嗒地掉,后来不哭了,就跳进中学街操场坝那口古井。尸体烂在井里发臭才被发现。那口井也就封盖起来。母亲说这个联手最好,在一起抬杠子,从不把绳子往母亲那头移。
“你小声点行不行?”父亲正色道,“六六买的包子,她都舍不得吃,你不吃就算了,让她也不敢吃,还尽扯些无根无据的事做啥子?”父亲跨出门槛,到堂屋去了。
母亲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:“小声点,小声点,犯得着吗?反正我老了,不怕。”房间里没有父亲,母亲的声音降了下来。
我盯着柜上装有包子的土碗,那饥饿年代的传说,在我出生之前,我用不着害怕,但我的生日就变得没意思极了。我从母亲旁边擦身走过,拉开五屉柜左边第一个抽屉。
“你在找啥子?”母亲注意到我毛手毛脚。
“信。”我手不停,翻检针线盒、剪刀、纽扣、梳子,恨不得把整个抽屉端出来,倒在地上翻个通快。“大姐的信呢?”我问。
母亲说不在那里。她扳起枕头摸摸,一支小巧的口琴从枕头里滑出。我伸手去拿,母亲一把挡开,样子不是很凶,却有点出乎我意外。母亲怎会有这东西?看上去是什么心肝宝贝似的,而且她犯不着对我如此。我从小没有玩过任何乐器,不管哪件乐器都不会,玩具,也只玩过一个母亲手做的布娃娃。
“哦,我忘了,肯定早晨洗衣服给洗掉了。”
母亲说,她好像在掩盖什么事。我想她是故意的,并且不让我看大姐的信。大姐一定告诉母亲一些事,母亲生气,当即就把信撕了。
“我不相信。”我说。
“你今天吃了火药,老跟我顶嘴?”
“大姐已经回来了,今天早上有人看见的。”
“看见就看见的,她爱回哪回哪去,只要别迈进我这个门槛,我就谢天谢地了。”母亲的脸垮下来,一听说大姐回来,母亲全没了平日盼望的劲。
母亲又开始骂大姐是个惹事祸害虫,不争气,从不听她的话。跳楼、退学、嫁人,哪一样事大姐问过她?要不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。“六六,”母亲看着我,“你小小年纪也不听妈的。”
我说,“我哪点不听你的?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,起码,我连选举权被选举权都有了。”这话丝毫没能达到提示母亲今天是我生日的目的,反而使她情绪更坏。
“哟,还知道选举权?”母亲用嘲笑的腔调说,“谁要我就给他,哪年选举不是服从规定就一个格子画圈?教训我们:字都认不得,还要民主?”
我几乎要叫起来,妈妈,今天是我生日,你怎么会记不得?
潜意识中,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生日不是一串数字中的一个,而是一溜儿不准逆转的念珠中最特殊的一个,数过去,就会触到许多不可知的禁忌。我本能地恐慌起来,想哀求母亲抓紧我。这根维系着我和命运之间的绳子,是个定时炸弹的导火线,在一点点闪出幽蓝的火花,我感觉我已经准备跨出这一步,今天,就在这刻,我必须向母亲点明。
我走到门槛边,身体靠住木门。木门在半闭半合中承受我身体的重量,悠慢地吱咯响。我索性把门关严,我内心怕得要命,费了好大劲才稳住自己。然后,直撞进题目中去:
“你女儿即使被人划了脸盘子、镪水泼毁了容、强奸杀死了,你也不会哭第二声。”
“啥子意思?”母亲厉声问。
“有个男的总跟着我。”
母亲忽地一下站起,走过来,她用手摸我额头上沁出的汗珠,“有这种事?”她盯着我的眼睛。
我故意扭过脸去说:“我在撒谎,你就这样想好了。”
“我就晓得你这个人。你不搞得我不舒服,就要搞得自己不舒服。”她嘴里这么说着,眼睛还是没离开我身上,忽然她推开我,拉开门冲了出去。
大约十来分钟,母亲回来了,喘着气,对坐在桌旁的我说:“我就晓得你在撒谎,啥子人也没有嘛。”她喘定了气,接着问:“这男的像啥样子?有多久了?你啷个不早给妈说?”
看到母亲是真着急了,我也害怕起来:“好久了……不止一次。”
我说那跟踪我的人既不是棒小青头,也不是涎脸涎皮的骚老头,是比这两种人都还危险的一个中年人。我没正正面面看清过,要看清了,也不值得给你说了。我最后一句话,是有意气母亲的。
“啪”的一声,母亲把房间里的电灯关了,火气旺旺地吼道:“去,去,滚到阁楼上去。”
我一步跨出房间,把房门摔上。
我在堂屋站了一会儿,憋着气上了阁楼。
2
想着母亲一个人坐在黯淡的楼下屋子里,我拿着书本,一个字也看不进去,不知她心里在翻腾着什么。我伸过手去按单放机的键,它像一个小搓衣板,是四姐和德华几个月省吃俭用买的最便宜货。我们走路都异常小心,怕碰翻桌子摔坏了这个全家共享的宝物。
“人生难得几回醉,不欢更何待?来,来,来,喝完了这杯再说吧,好花不常开,好景不常在。今宵离别后,何日君再来。”
这首半个世纪前在这座山城被唱得烂熟俗气的歌,有三十年之久是绝对黄色的禁歌,直到这一二年才从革命歌曲的重围中又冒了出来,带着古怪的诱惑味。以前听,多少能使心绪改变些,但这个下午一两点钟,却让我更加焦灼不安,在阁楼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。长这么大,我是头一回如此牵挂着母亲,于是我关掉音乐,下了楼。
母亲不在屋子里。奇怪,她上哪儿了呢?
父亲正蹲在院外空坝上,满手黑乎乎,捏打着煤渣饼团。
父亲若不是特别需要,谁去主动打帮手,他会不高兴。母亲相反,她经常故意不叫,考验我们做儿女的,谁最勤快,谁最与她贴心。
院里院外都没母亲的影,找不到她,我回到堂屋,在门槛前愣着,有人在我身后叫:
“六六。”
我顺声回头,是大姐,她手扶我家的门。
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说的事是真的,大姐真是回重庆来了。我这么一走神,就听见大姐不耐烦地喊:“六六,你耳朵聋了?”
3
大姐用水洗过脸,“啷个家里一个人也没有?”她边问,边拉开五屉柜抽屉,取出一把断了齿的木梳,又找到四姐用的一个小圆镜。她吹了吹上面的灰,对着小镜子梳一头乱糟糟刚烫过的头发。
我半年多未看到她,她没大变化,脸圆了一点,身子丰腴了一些,眼珠比以前更灵动跳跃。
“爸爸不在家吗,我不在家,怎么说没人?”
“哟,说不得了,”大姐脸上有了笑容,“幺妹,你书比我读得多。”
我忘了母亲不愿拿给我看她的信。我的心思不在上面。“我没一样事顺心。”大姐说着,接下来必定又是她那套离婚经,该怎么办?
我赶紧接过她的话,说:我知道你早就回来了,何必搞得怪里怪气的?
她笑着说,她就是不先回这个家。她到以前一起下乡的朋友家去串门,就是要让母亲晓得了不舒服。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,“哦,妈呢?啷个不见她?”
她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。我说中午母亲还在,后来我下楼母亲就不知到哪儿去了。
大姐酸溜溜地说:“不管妈,妈准是过江去城中心看二姐,妈心疼二姐,心里没有我们这几个儿女。”
二姐运气比我们哪个都好,读的师范,1969年上山下乡,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以不去,免了受当知青的罪。分配时两个有门路的人互斗,僵持不下,让她这种本应分到乡村小学的人拾了个便宜,分到城中心的小学,摇身一变成了城中心人。生了个儿子,又生个儿子,丈夫对她也好。
“饿死了!饿死了!”大姐像带股气似的叫,翻锅碗,打开碗柜,发现两个肉包,一手一个,吃将起来。“好吃,真好吃。”她不到一分钟就吃完,用手帕擦手。
“幺妹,”大姐突然问,“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,难看得很。”昏黄的灯光下每张脸都一个颜色。毕竟是我大姐,许久不见,照样能感觉出来。“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,我以为是剩的呢。”
“你真会说话,肉包子会剩?”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。父亲和我舍不得吃,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。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,却像最小。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来事,发“人来疯”,一点不懂事。
大姐可能是对的,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。二姐性格温柔,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,对母亲算得上孝顺,即使和母亲扯皮,也是气在心头,不会像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。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,她不时过来看父母,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。今天,母亲不留在家里,就是有意冷淡我。
“今天,是我的生日。”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。本来这句话是准备对母亲嚷出来的。“妈妈都忘了,她从来都是故意的!”
“哎呀,怎个不早说?”大姐最会装巧卖乖,“幺妹,你该早点说嘛。这包子肯定是你过生日的。”她不笨,甚至给母亲说起好话来,“妈不是忘了,不准那么想。妈可能记错日子了,嗯,她记旧历。”
“不管旧历新历,她就是故意忘的。”我嘴上这么说,心里想你们记得也会一样待我。生日不生日,反正我无所谓,像母亲说的,让我活着就不错了。
“大姐给你赔小心。来,我给你梳个头发,换一种扎法。你看我的头烫得还行吧,不像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头,也不像那种小县份土里土气的。跟你说吧,是大姐我自己烫的。”
她不管我同意不,就关掉灯,把我拉到堂屋,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。堂屋光线好多了。对门邻居程光头的老母亲坐在她家门前,背靠墙,眼睛眯着。
“大姑娘了,要爱漂亮。来,头仰起,梳个独辫子,两边乱发往后拢,让头颈和耳朵露出,让你左脸边的痣现出来。脸上有颗痣,吉星高照,厄运全消,不会像你大姐这么命苦。”
她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,看看,让我坐着不要动。
一分钟左右,她从屋里回到堂屋,把我长短不一的刘海梳了梳,剪齐,又把小圆镜递过来。我朝自己举起镜子,站了起来。镜子里我的辫子已变成一根,这么一来,真有不少变化。我注意到,因为发式改变,脸颊和脖子显了出来,我第一次喜欢起自己的模样,高兴起来。但我不想让大姐得意,脸上表情平淡。
“啷个样嘛?喜欢不喜欢,吭一声。”大姐这天也一反常态,我越不理她,她越要讨我个好。
“黄皮瘦脸一张,再打扮也是个丑样,一看就是受你欺负的。”我把镜子还给她。
“好,好,幺妹,今天你生日,几岁了?”
“62年生的,几岁嘛?”
“十八岁,我的老天爷!我还以为你只有十五六岁呢。幺妹,今天是你生日,大姐也不知道,知道就会给你带个礼物。”
我鼻子里哼了声,心里还是有些热,礼物她是不会送的,能这么说,就跟别人不一样了。
“十八岁嘛,算一个大生日。这样,你今天要我为你做啥子事,大姐都愿意。”她说得真切,很诚恳。
“此话当真?”
“当真。我要骗人,可以骗的多着呢,还会骗自家幺妹?”
我想了想,说:“大姐,我要你陪我到江边走走。”
她笑了:“你那么一本正经,我还以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。没问题,我陪你去。”
4
我俩出了院子,下着石阶,往江边走。
我必须弄清,或至少明白一点点从小就盘绕在心头众多的谜团和阴影。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么,但都不肯告诉我,他们在有意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,我就这么被框定在沉默之中。也许人人都落在别人“不言”的囚笼里,别人不说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。不行,我决定把一切抛开,高考复习这种所谓的第一大事也搁在一旁,得问个明白,不然,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——这么十几年!
我庆幸自己还未完全丧失看人的本能:我生日这天大姐回家,我就逮住了她,认准了她。她比我大十六岁,生在我前头十六年,对我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,肯定有些事与她有关。是命运让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,解答我的疑问。
大姐是唯一不与家里其他妹妹弟弟抱团结伙的人。她和母亲不停息地吵闹,吵得最厉害时,眼里充满了怨恨,或许这是因为她在众多兄妹中独享宠爱,才会如此撒娇。1969年毛泽东将闹遍天下革命的红卫兵,解散到农村边疆广阔自由的天地去,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响应号召下乡,她是全国第一拨下农村的知识青年,比别人多受了好些年的苦。在农村待了九年才到四川边界一个山区的煤矿当工人。
她在十八岁卫校快毕业的一刻,与一个男生在校外散步。团支部书记批评了她,学校纪律不允许谈恋爱。她说耍男朋友又怎么样?大吵之中,两个人同时动了手。她一人受到处罚,不让她参加元旦表演节目。她气得说跳就从两层楼高的地方跳下,腿骨折,进了医院,被记过,因此“历史有污点”。她不愿写检查,却直接去找校长。校长不主持个理,她将学生证朝校长当头丢去,退了学回家。
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动员她说:“长江三峡美如神话,巫山河里的鱼像桶那么粗,煤用手帕包都不会黑。那是个好地方啊!”她相信了,偷了家里的户口本,注销了城市户口,她想与惩罚她的同学老师比比哪个最革命?
父亲说他走船去过巫山,那里的情况完全不是干部们说的那么一回事,苦得很,父亲不准她去。要她去派出所把户口重新上回去,她骂父亲在造谣,是反革命。父亲哭了。母亲哭着去街道办事处求情,被狠批了一顿,说你反对女儿去农村,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,你应该晓得担当啥子罪名,走遍全国,也没有人敢给她把已经下掉的城市户口上回去。母亲被吓坏了,眼睁睁看着她笑嘻嘻地走了。
同学笑她是傻瓜,母亲骂她无法无天。
而我总怀疑大姐有什么理由,急于离开这个家,她不想属于这里。
她见到我话特别多,话里有话,真真假假,像逗我似的,从小如此。有时,她脸上表情丰富到夸张的地步。如果不这样,当她在江边洗衣服,浓密的黑发盘上高高的额头,看上去她还真漂亮,不止一人说过她的眉和嘴像年轻时的母亲。她的面相,还有高挑丰腴的身材,不同于家里其他姐妹兄弟。重庆女人小巧玲珑,秀丽,沾了重庆山水雨雾地气,性格阴柔。我大姐性格却像男子,刚烈而火暴,敢动嘴,也敢动手,甚至用刀卡住第一个前夫的脖子,逼他签字同意离婚。
她做什么事都不想,先做了再说,做糟了,不屑于收拾,让别人去着急。她在乡下时,巫山县城一个算命八字先生说她命带血腥气,走盘陀运,吉凶难卜,四十岁左右若能躲过一次大劫,才可血顺气返归正路。
“说不信命还是得信,我四十岁左右肯定要出事,还是老实点过吧!”这是大姐几年来老挂在嘴边的话。
不过今天她的话不一样,她比我落后几级石阶,朗声骂道:“我今年满三十四,按那老该死的算命先生说的,我只有几年可活,干吗小小心心做人?我就要看到底会发生什么!”
我转过身,盯着大姐,劈头盖脸就说:
“你们有事瞒着我!大姐,你得告诉我!”
她没听到似的,急急往下走。我跟着她,不肯落下一步。没有房屋和树遮挡的江面,有两个人在游泳。嘉陵江水较清,与浓黄的长江水在朝天门汇合,中间像有条弯扭的线分开两江水,在我们这山坡前,就全是长江的浓黄湍急了。我又重复了一句。
“告诉你啥子?”大姐不当一回事地说。
“你刚才可许过愿的,说今天是我生日,你啥子事都愿为我做!”
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,问:“你今天是怎么啦?”她的手真重,我忍住了痛,没说话,等她说话。她嘻里哈哈一阵笑,“我许了愿,就当然照办。但你太正儿八经了,好说好商量。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,你和我就这样走走,看看船,望望风景不好吗?如果你愿意,我就陪你过江去城里玩,看场电影。”
“我是认真的,你得告诉我!”我不理她的茬儿,同时,我感到绝望。江上一声高于一声的汽笛相互交错,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。不只是这个下午,但就这个下午,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。在我听来,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样的,仿佛上面附有一个受伤的灵魂,在诉说自己的命运,令我不寒而栗。于是,我冲着大姐喊叫起来:
“你是知道的,对不对?你们一直都不想让我知道一丁点,你们一直都在骗我。不管怎么样,大姐,你得告诉我!”
大姐无动于衷笑眯眯看着我。我的喊叫变成了哀求,声音低得只有我和她两人听得见。
大姐收起笑容,说:“好吧,你想知道什么?”
“到底为什么父亲会视力如此衰退,在我生下后,就不得不提前病休回家?我决不相信那种说法。”
大姐问我,哪种说法?
我说,父亲单位劳资科说是“梅毒后遗症”,还有院子里的人也含沙射影地骂过。
“哪个杂皮、梭叶子、烂娼妇敢乱说!”大姐吼了起来。
我赶紧掩住她的嘴,我们离住房区并不太远,她这样大声嚷,会有人听见。大姐狠骂着,转头奔下又湿又滑的石阶小道,道旁的垃圾臭得熏人,鼻子难受。她忽然闪进一个暗黑的山岩洼口,扑地跪下,朝石壁磕头。
“你也来给菩萨磕三个头!”她吼我。
“这是什么菩萨?”我犹犹豫豫走进黑暗中。
“江边白衣观音,”她说,“‘文化大革命’中砸烂,你没见过。最近刚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来。快让观音保佑全家。”
难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,我只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几拜。大姐又摸到潮湿的石壁下,捧了一掌水,低头喝了下去。她让我去喝。我想起我们院子墙后从坡上无数家流下来腥臭的阳沟水,连声说“不”。大姐弯下身,又捧了一掌,送到我嘴边,水从她手指缝里一滴一滴地漏着。“菩萨水,香的,治百病。”她认真而强硬地说。
我只得张开嘴,顺从地喝下去,果真是清凉的泉水。“好了,”我说,“大姐,你也弯酸磨蹭够了,现在该可以开始说了吧?”
“说什么?”大姐却反问我。
倒给她问准了。我想知道什么?我想知道一切,但我怎么知道大姐知道什么?
等了一会儿,大姐说:“好吧,我讲给你听,关于我的身世,我只知道我的身世,其他事我可不知道。你还得答应我,保守我的秘密。”
我们在礁石边坐下,面朝着翻卷出一片旋涡的急湍江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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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碗柜里取出坦平的土碗,我将两个包子放在里面,小心地把粘在包子上透了油的纸揭去。碗柜上有碗稀饭,我又渴又饿,端起稀饭,稀里呼噜一阵,统统灌下肚子。
父亲进屋来,我拉亮电灯,虽然光线昏黄,但房里的床、桌子、五屉柜比先前清晰多了。
“爸爸,你和妈妈的。”我把装包子的碗递给父亲。
“你呢?”父亲没拿。
“我已经吃了一个,这两个是你们的。”
“你连撒谎都不会,五角钱哪能买三个这么大的肉包子?”父亲说,“你喜欢吃,你就吃吧。”
正说着,母亲端着碗筷进来,把筷子插入墙上的竹篓里。“六六,一早你就没影了。也不帮妈举杆杆晾衣服。人一大就不听妈的话。也是,竹子都靠不到,还能靠笋子?养这么多儿女,一个不如一个。”她越说声音越不耐烦。
我说,妈妈你别念叨我了,我有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呢。
母亲也看到碗里的肉包,果然十分高兴,竟然忘了问买包子的钱是哪来的。“买这么贵的东西做啥子,你去哪儿了?”
我说,我去石桥了。
她拿起装包子的碗,想起什么似的,问我在石桥哪家馆子买的?
我说,当然是水馆子,每个人都说那儿的肉包子肉饺子好。真是人多得很,还排队。
我的话未说完,母亲手一甩,把碗撂回柜上。她扶住绷子床的柱头,干呕起来。“水馆子的包子。”母亲恶心地摇头,她接过我递上去的湿毛巾,拿在手里坐在床沿上。
“你这人太疑心了点。”父亲不快地说。
“哪是疑心?”母亲说,“那是啥子年?”
从母亲不太连贯的话语里,我听出了个大概:灾荒年水馆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烂做的馅。吃了包子的人还想吃,这才生意红火,就像现在火锅店里的人,往汤料里放大麻根、罂粟秆一样。当年有人发现馅肉里有手指甲,告发了。公安局把开馆子的夫妻给逮了,馆子给抄了闭了,好多年,店才重新开张,归了街道合作企业。
“街上老太婆瞎嚼嘴。”父亲说。
“那阵子肉多稀罕,可水馆子的肉从哪儿搞来的?而且鲜得要命,比味精还鲜。说没证据,也有证据。”母亲说和她在一起抬了一两年石头的联手,联手三岁的娃娃也是那阵子失踪,连个影也找不到。联手最先一说起泪就吧嗒吧嗒地掉,后来不哭了,就跳进中学街操场坝那口古井。尸体烂在井里发臭才被发现。那口井也就封盖起来。母亲说这个联手最好,在一起抬杠子,从不把绳子往母亲那头移。
“你小声点行不行?”父亲正色道,“六六买的包子,她都舍不得吃,你不吃就算了,让她也不敢吃,还尽扯些无根无据的事做啥子?”父亲跨出门槛,到堂屋去了。
母亲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:“小声点,小声点,犯得着吗?反正我老了,不怕。”房间里没有父亲,母亲的声音降了下来。
我盯着柜上装有包子的土碗,那饥饿年代的传说,在我出生之前,我用不着害怕,但我的生日就变得没意思极了。我从母亲旁边擦身走过,拉开五屉柜左边第一个抽屉。
“你在找啥子?”母亲注意到我毛手毛脚。
“信。”我手不停,翻检针线盒、剪刀、纽扣、梳子,恨不得把整个抽屉端出来,倒在地上翻个通快。“大姐的信呢?”我问。
母亲说不在那里。她扳起枕头摸摸,一支小巧的口琴从枕头里滑出。我伸手去拿,母亲一把挡开,样子不是很凶,却有点出乎我意外。母亲怎会有这东西?看上去是什么心肝宝贝似的,而且她犯不着对我如此。我从小没有玩过任何乐器,不管哪件乐器都不会,玩具,也只玩过一个母亲手做的布娃娃。
“哦,我忘了,肯定早晨洗衣服给洗掉了。”
母亲说,她好像在掩盖什么事。我想她是故意的,并且不让我看大姐的信。大姐一定告诉母亲一些事,母亲生气,当即就把信撕了。
“我不相信。”我说。
“你今天吃了火药,老跟我顶嘴?”
“大姐已经回来了,今天早上有人看见的。”
“看见就看见的,她爱回哪回哪去,只要别迈进我这个门槛,我就谢天谢地了。”母亲的脸垮下来,一听说大姐回来,母亲全没了平日盼望的劲。
母亲又开始骂大姐是个惹事祸害虫,不争气,从不听她的话。跳楼、退学、嫁人,哪一样事大姐问过她?要不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。“六六,”母亲看着我,“你小小年纪也不听妈的。”
我说,“我哪点不听你的?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,起码,我连选举权被选举权都有了。”这话丝毫没能达到提示母亲今天是我生日的目的,反而使她情绪更坏。
“哟,还知道选举权?”母亲用嘲笑的腔调说,“谁要我就给他,哪年选举不是服从规定就一个格子画圈?教训我们:字都认不得,还要民主?”
我几乎要叫起来,妈妈,今天是我生日,你怎么会记不得?
潜意识中,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生日不是一串数字中的一个,而是一溜儿不准逆转的念珠中最特殊的一个,数过去,就会触到许多不可知的禁忌。我本能地恐慌起来,想哀求母亲抓紧我。这根维系着我和命运之间的绳子,是个定时炸弹的导火线,在一点点闪出幽蓝的火花,我感觉我已经准备跨出这一步,今天,就在这刻,我必须向母亲点明。
我走到门槛边,身体靠住木门。木门在半闭半合中承受我身体的重量,悠慢地吱咯响。我索性把门关严,我内心怕得要命,费了好大劲才稳住自己。然后,直撞进题目中去:
“你女儿即使被人划了脸盘子、镪水泼毁了容、强奸杀死了,你也不会哭第二声。”
“啥子意思?”母亲厉声问。
“有个男的总跟着我。”
母亲忽地一下站起,走过来,她用手摸我额头上沁出的汗珠,“有这种事?”她盯着我的眼睛。
我故意扭过脸去说:“我在撒谎,你就这样想好了。”
“我就晓得你这个人。你不搞得我不舒服,就要搞得自己不舒服。”她嘴里这么说着,眼睛还是没离开我身上,忽然她推开我,拉开门冲了出去。
大约十来分钟,母亲回来了,喘着气,对坐在桌旁的我说:“我就晓得你在撒谎,啥子人也没有嘛。”她喘定了气,接着问:“这男的像啥样子?有多久了?你啷个不早给妈说?”
看到母亲是真着急了,我也害怕起来:“好久了……不止一次。”
我说那跟踪我的人既不是棒小青头,也不是涎脸涎皮的骚老头,是比这两种人都还危险的一个中年人。我没正正面面看清过,要看清了,也不值得给你说了。我最后一句话,是有意气母亲的。
“啪”的一声,母亲把房间里的电灯关了,火气旺旺地吼道:“去,去,滚到阁楼上去。”
我一步跨出房间,把房门摔上。
我在堂屋站了一会儿,憋着气上了阁楼。
2
想着母亲一个人坐在黯淡的楼下屋子里,我拿着书本,一个字也看不进去,不知她心里在翻腾着什么。我伸过手去按单放机的键,它像一个小搓衣板,是四姐和德华几个月省吃俭用买的最便宜货。我们走路都异常小心,怕碰翻桌子摔坏了这个全家共享的宝物。
“人生难得几回醉,不欢更何待?来,来,来,喝完了这杯再说吧,好花不常开,好景不常在。今宵离别后,何日君再来。”
这首半个世纪前在这座山城被唱得烂熟俗气的歌,有三十年之久是绝对黄色的禁歌,直到这一二年才从革命歌曲的重围中又冒了出来,带着古怪的诱惑味。以前听,多少能使心绪改变些,但这个下午一两点钟,却让我更加焦灼不安,在阁楼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。长这么大,我是头一回如此牵挂着母亲,于是我关掉音乐,下了楼。
母亲不在屋子里。奇怪,她上哪儿了呢?
父亲正蹲在院外空坝上,满手黑乎乎,捏打着煤渣饼团。
父亲若不是特别需要,谁去主动打帮手,他会不高兴。母亲相反,她经常故意不叫,考验我们做儿女的,谁最勤快,谁最与她贴心。
院里院外都没母亲的影,找不到她,我回到堂屋,在门槛前愣着,有人在我身后叫:
“六六。”
我顺声回头,是大姐,她手扶我家的门。
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说的事是真的,大姐真是回重庆来了。我这么一走神,就听见大姐不耐烦地喊:“六六,你耳朵聋了?”
3
大姐用水洗过脸,“啷个家里一个人也没有?”她边问,边拉开五屉柜抽屉,取出一把断了齿的木梳,又找到四姐用的一个小圆镜。她吹了吹上面的灰,对着小镜子梳一头乱糟糟刚烫过的头发。
我半年多未看到她,她没大变化,脸圆了一点,身子丰腴了一些,眼珠比以前更灵动跳跃。
“爸爸不在家吗,我不在家,怎么说没人?”
“哟,说不得了,”大姐脸上有了笑容,“幺妹,你书比我读得多。”
我忘了母亲不愿拿给我看她的信。我的心思不在上面。“我没一样事顺心。”大姐说着,接下来必定又是她那套离婚经,该怎么办?
我赶紧接过她的话,说:我知道你早就回来了,何必搞得怪里怪气的?
她笑着说,她就是不先回这个家。她到以前一起下乡的朋友家去串门,就是要让母亲晓得了不舒服。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,“哦,妈呢?啷个不见她?”
她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。我说中午母亲还在,后来我下楼母亲就不知到哪儿去了。
大姐酸溜溜地说:“不管妈,妈准是过江去城中心看二姐,妈心疼二姐,心里没有我们这几个儿女。”
二姐运气比我们哪个都好,读的师范,1969年上山下乡,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以不去,免了受当知青的罪。分配时两个有门路的人互斗,僵持不下,让她这种本应分到乡村小学的人拾了个便宜,分到城中心的小学,摇身一变成了城中心人。生了个儿子,又生个儿子,丈夫对她也好。
“饿死了!饿死了!”大姐像带股气似的叫,翻锅碗,打开碗柜,发现两个肉包,一手一个,吃将起来。“好吃,真好吃。”她不到一分钟就吃完,用手帕擦手。
“幺妹,”大姐突然问,“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,难看得很。”昏黄的灯光下每张脸都一个颜色。毕竟是我大姐,许久不见,照样能感觉出来。“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,我以为是剩的呢。”
“你真会说话,肉包子会剩?”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。父亲和我舍不得吃,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。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,却像最小。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来事,发“人来疯”,一点不懂事。
大姐可能是对的,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。二姐性格温柔,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,对母亲算得上孝顺,即使和母亲扯皮,也是气在心头,不会像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。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,她不时过来看父母,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。今天,母亲不留在家里,就是有意冷淡我。
“今天,是我的生日。”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。本来这句话是准备对母亲嚷出来的。“妈妈都忘了,她从来都是故意的!”
“哎呀,怎个不早说?”大姐最会装巧卖乖,“幺妹,你该早点说嘛。这包子肯定是你过生日的。”她不笨,甚至给母亲说起好话来,“妈不是忘了,不准那么想。妈可能记错日子了,嗯,她记旧历。”
“不管旧历新历,她就是故意忘的。”我嘴上这么说,心里想你们记得也会一样待我。生日不生日,反正我无所谓,像母亲说的,让我活着就不错了。
“大姐给你赔小心。来,我给你梳个头发,换一种扎法。你看我的头烫得还行吧,不像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头,也不像那种小县份土里土气的。跟你说吧,是大姐我自己烫的。”
她不管我同意不,就关掉灯,把我拉到堂屋,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。堂屋光线好多了。对门邻居程光头的老母亲坐在她家门前,背靠墙,眼睛眯着。
“大姑娘了,要爱漂亮。来,头仰起,梳个独辫子,两边乱发往后拢,让头颈和耳朵露出,让你左脸边的痣现出来。脸上有颗痣,吉星高照,厄运全消,不会像你大姐这么命苦。”
她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,看看,让我坐着不要动。
一分钟左右,她从屋里回到堂屋,把我长短不一的刘海梳了梳,剪齐,又把小圆镜递过来。我朝自己举起镜子,站了起来。镜子里我的辫子已变成一根,这么一来,真有不少变化。我注意到,因为发式改变,脸颊和脖子显了出来,我第一次喜欢起自己的模样,高兴起来。但我不想让大姐得意,脸上表情平淡。
“啷个样嘛?喜欢不喜欢,吭一声。”大姐这天也一反常态,我越不理她,她越要讨我个好。
“黄皮瘦脸一张,再打扮也是个丑样,一看就是受你欺负的。”我把镜子还给她。
“好,好,幺妹,今天你生日,几岁了?”
“62年生的,几岁嘛?”
“十八岁,我的老天爷!我还以为你只有十五六岁呢。幺妹,今天是你生日,大姐也不知道,知道就会给你带个礼物。”
我鼻子里哼了声,心里还是有些热,礼物她是不会送的,能这么说,就跟别人不一样了。
“十八岁嘛,算一个大生日。这样,你今天要我为你做啥子事,大姐都愿意。”她说得真切,很诚恳。
“此话当真?”
“当真。我要骗人,可以骗的多着呢,还会骗自家幺妹?”
我想了想,说:“大姐,我要你陪我到江边走走。”
她笑了:“你那么一本正经,我还以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。没问题,我陪你去。”
4
我俩出了院子,下着石阶,往江边走。
我必须弄清,或至少明白一点点从小就盘绕在心头众多的谜团和阴影。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么,但都不肯告诉我,他们在有意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,我就这么被框定在沉默之中。也许人人都落在别人“不言”的囚笼里,别人不说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。不行,我决定把一切抛开,高考复习这种所谓的第一大事也搁在一旁,得问个明白,不然,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——这么十几年!
我庆幸自己还未完全丧失看人的本能:我生日这天大姐回家,我就逮住了她,认准了她。她比我大十六岁,生在我前头十六年,对我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,肯定有些事与她有关。是命运让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,解答我的疑问。
大姐是唯一不与家里其他妹妹弟弟抱团结伙的人。她和母亲不停息地吵闹,吵得最厉害时,眼里充满了怨恨,或许这是因为她在众多兄妹中独享宠爱,才会如此撒娇。1969年毛泽东将闹遍天下革命的红卫兵,解散到农村边疆广阔自由的天地去,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响应号召下乡,她是全国第一拨下农村的知识青年,比别人多受了好些年的苦。在农村待了九年才到四川边界一个山区的煤矿当工人。
她在十八岁卫校快毕业的一刻,与一个男生在校外散步。团支部书记批评了她,学校纪律不允许谈恋爱。她说耍男朋友又怎么样?大吵之中,两个人同时动了手。她一人受到处罚,不让她参加元旦表演节目。她气得说跳就从两层楼高的地方跳下,腿骨折,进了医院,被记过,因此“历史有污点”。她不愿写检查,却直接去找校长。校长不主持个理,她将学生证朝校长当头丢去,退了学回家。
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动员她说:“长江三峡美如神话,巫山河里的鱼像桶那么粗,煤用手帕包都不会黑。那是个好地方啊!”她相信了,偷了家里的户口本,注销了城市户口,她想与惩罚她的同学老师比比哪个最革命?
父亲说他走船去过巫山,那里的情况完全不是干部们说的那么一回事,苦得很,父亲不准她去。要她去派出所把户口重新上回去,她骂父亲在造谣,是反革命。父亲哭了。母亲哭着去街道办事处求情,被狠批了一顿,说你反对女儿去农村,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,你应该晓得担当啥子罪名,走遍全国,也没有人敢给她把已经下掉的城市户口上回去。母亲被吓坏了,眼睁睁看着她笑嘻嘻地走了。
同学笑她是傻瓜,母亲骂她无法无天。
而我总怀疑大姐有什么理由,急于离开这个家,她不想属于这里。
她见到我话特别多,话里有话,真真假假,像逗我似的,从小如此。有时,她脸上表情丰富到夸张的地步。如果不这样,当她在江边洗衣服,浓密的黑发盘上高高的额头,看上去她还真漂亮,不止一人说过她的眉和嘴像年轻时的母亲。她的面相,还有高挑丰腴的身材,不同于家里其他姐妹兄弟。重庆女人小巧玲珑,秀丽,沾了重庆山水雨雾地气,性格阴柔。我大姐性格却像男子,刚烈而火暴,敢动嘴,也敢动手,甚至用刀卡住第一个前夫的脖子,逼他签字同意离婚。
她做什么事都不想,先做了再说,做糟了,不屑于收拾,让别人去着急。她在乡下时,巫山县城一个算命八字先生说她命带血腥气,走盘陀运,吉凶难卜,四十岁左右若能躲过一次大劫,才可血顺气返归正路。
“说不信命还是得信,我四十岁左右肯定要出事,还是老实点过吧!”这是大姐几年来老挂在嘴边的话。
不过今天她的话不一样,她比我落后几级石阶,朗声骂道:“我今年满三十四,按那老该死的算命先生说的,我只有几年可活,干吗小小心心做人?我就要看到底会发生什么!”
我转过身,盯着大姐,劈头盖脸就说:
“你们有事瞒着我!大姐,你得告诉我!”
她没听到似的,急急往下走。我跟着她,不肯落下一步。没有房屋和树遮挡的江面,有两个人在游泳。嘉陵江水较清,与浓黄的长江水在朝天门汇合,中间像有条弯扭的线分开两江水,在我们这山坡前,就全是长江的浓黄湍急了。我又重复了一句。
“告诉你啥子?”大姐不当一回事地说。
“你刚才可许过愿的,说今天是我生日,你啥子事都愿为我做!”
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,问:“你今天是怎么啦?”她的手真重,我忍住了痛,没说话,等她说话。她嘻里哈哈一阵笑,“我许了愿,就当然照办。但你太正儿八经了,好说好商量。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,你和我就这样走走,看看船,望望风景不好吗?如果你愿意,我就陪你过江去城里玩,看场电影。”
“我是认真的,你得告诉我!”我不理她的茬儿,同时,我感到绝望。江上一声高于一声的汽笛相互交错,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。不只是这个下午,但就这个下午,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。在我听来,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样的,仿佛上面附有一个受伤的灵魂,在诉说自己的命运,令我不寒而栗。于是,我冲着大姐喊叫起来:
“你是知道的,对不对?你们一直都不想让我知道一丁点,你们一直都在骗我。不管怎么样,大姐,你得告诉我!”
大姐无动于衷笑眯眯看着我。我的喊叫变成了哀求,声音低得只有我和她两人听得见。
大姐收起笑容,说:“好吧,你想知道什么?”
“到底为什么父亲会视力如此衰退,在我生下后,就不得不提前病休回家?我决不相信那种说法。”
大姐问我,哪种说法?
我说,父亲单位劳资科说是“梅毒后遗症”,还有院子里的人也含沙射影地骂过。
“哪个杂皮、梭叶子、烂娼妇敢乱说!”大姐吼了起来。
我赶紧掩住她的嘴,我们离住房区并不太远,她这样大声嚷,会有人听见。大姐狠骂着,转头奔下又湿又滑的石阶小道,道旁的垃圾臭得熏人,鼻子难受。她忽然闪进一个暗黑的山岩洼口,扑地跪下,朝石壁磕头。
“你也来给菩萨磕三个头!”她吼我。
“这是什么菩萨?”我犹犹豫豫走进黑暗中。
“江边白衣观音,”她说,“‘文化大革命’中砸烂,你没见过。最近刚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来。快让观音保佑全家。”
难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,我只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几拜。大姐又摸到潮湿的石壁下,捧了一掌水,低头喝了下去。她让我去喝。我想起我们院子墙后从坡上无数家流下来腥臭的阳沟水,连声说“不”。大姐弯下身,又捧了一掌,送到我嘴边,水从她手指缝里一滴一滴地漏着。“菩萨水,香的,治百病。”她认真而强硬地说。
我只得张开嘴,顺从地喝下去,果真是清凉的泉水。“好了,”我说,“大姐,你也弯酸磨蹭够了,现在该可以开始说了吧?”
“说什么?”大姐却反问我。
倒给她问准了。我想知道什么?我想知道一切,但我怎么知道大姐知道什么?
等了一会儿,大姐说:“好吧,我讲给你听,关于我的身世,我只知道我的身世,其他事我可不知道。你还得答应我,保守我的秘密。”
我们在礁石边坐下,面朝着翻卷出一片旋涡的急湍江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