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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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这个有四百万城市居民的大城市,有十来所高等学院,没有一条“大学街”。南岸却因为山顶上有一所中学,有条中学街。可能若干年前,这个贫民区有了第一所中学,是件头等大事。
但这一带的中学,与大学无缘,每届高中毕业生,考上大学的幸运儿掐着手指可算。有的中学连续十年交白卷,明白此地学生不堪造就,就取消了高中。但在这一带的小贩、江面的水手、造船厂的工人中,很容易把校友召集起来。
中学街离我家不远。石阶较宽不太陡。街两旁依坡全是低矮简陋的木板房子,街面房子的人家大多做点小本生意,卖油盐酱醋,或是针线鞋带扣子。石阶顶头有个小人书摊,兼卖糖果花生米。下雨的时候,老太太将书摊移回房里,在门槛内放几张小木凳。
经常整条街无法通行,石阶上、屋檐下、房门、窗口挤满人。
“你龟儿子尖嘴滑舌,夜壶提到老子头上来,耍假秤!也不去打听打听,老子是可以洗刷的么?你猫抓糍粑,脱得了爪爪喽?”
“啰唆啥子,把他洗白。”
“我日你先人,你装哪门子神。”
“我日你万人,祖宗八辈。”
旁边的人添油加炭,唯恐打不起来,“好说个卵,锤子!”
重庆人肝火旺,说话快猛,像放鞭炮,声音高,隔好几条巷子也能听见。重庆人动怒不是虚张声势,不到动刀子不罢休。南岸贫民比城中心居民更耿直,肠子不会弯弯绕。彼此投缘时,给对方做孙子做牛马都行。城中心人会看风向,瞄出势头,不吃眼前亏,背后整人却会整得你人不像人,鬼不像鬼。
我从小看这种街头武打,等到读武侠小说看功夫电影时,一眼就明白其中的英雄好汉,不过是打扮得精致一点的街痞子,说话还没街头对骂精彩。
该到动手的时候了,人群自动往后靠了些。地方上的歪人,今天惹到冤家对手了。
“还不拉架,见红喽!”没人理睬这喊声。
“户籍来了!”这有用,街上的男人冲进场子中心拉架。这些人平常最看不起户籍,一有争斗还得互相扭到派出所讲理。人到底还是敬服权力。
杂货铺上端的一间房子最大,可容下一百来人,是茶馆,以前晚上讲评书,讲三国水浒杨家将,满堂听众如痴如醉。在我未出生前就被改作大锅饭街道食堂,我四五岁时被改成向阳院,毕恭毕敬效忠毛主席,跳忠字舞。后来成为造反派司令部和批判“牛鬼蛇神反革命”的会场,被打倒的人戴了尖尖帽游街从这儿出发。我那时还不让进这门,只是踮着脚尖站在外面石阶上,着急地等着里面变出新花样。后来有好几年挂了“学习班”的牌,“学习”的人一茬茬换,个个精神委顿,脸上身上长起了霉点,气味难闻。到70年代末,最后一批人才不见了,每天晚上放上一个光刺刺的黑白电视机,挤满大人小孩,闹闹嚷嚷,前面坐凳子,后面站凳子。
我不能去看,我得复习功课,准备考大学。
2
背着书包,我拣阴凉处走。到放学后,太阳仍未减弱逼人的猛劲。夹竹桃粉白嫩红的花,沿着斜坡一路盛开,盖满湿漉漉青苔的石墙,将枝杆高高托起。我从两块黑板报的空隙中穿进树丛。浓荫里的湿土有一股甜熟的霉味,太阳再猛,我还是情愿在树荫外走,我在心里对自己下命令:回家,不去,今天不去,这次不去。下次去不去再说,至少我可以不去一次。
但经过学校办公楼时,我的脚仍然向石阶上迈。拐上楼梯,来到熟悉的门前。
“进来!”还是那两个字,他永远知道是我敲门。
已经进门,我心里便没了路上乱糟糟的想法。在历史老师办公桌对面一张旧藤椅上,我坐了下来。
办公室原是一间大教室,隔成几个小间。书柜上堆了些红色喜报纸、几把折柄秃毛的排笔什么的。一个教师一张办公桌,除了一把露出竹筋的藤椅,还有几个没靠背的方凳。没有窗帘,朝南的窗大敞,阳光曝亮。他桌边的玻璃窗涂着绿漆,沥沥挂挂很不均匀,但遮住了强光,远处篮球场上的喧叫变得模糊了。
这城市四周绿荫密掩的山里,有不少达官贵人的英式法式别墅,原先住的是蒋介石的近臣、美国顾问,现在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。我从来没去过那些地区,心里没有这个对比,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城市。
这幢两层中学办公楼,斜顶方框窗,确实称得上是我十八岁前走进过的一幢上好的房子。虽然人走在楼梯上,楼板就吱吱嘎嘎哼唱。门和窗扉旧得钉了几层硬纸板,只需稍用劲踢,便轰然散架,近几年已被踢破过多次。
头一次到这楼里时,我告诉历史老师,觉得这里好熟,包括那绿漆的窗子,硬纸板的门,厚实的砖墙,要不是前生,就是在梦里来过。其实我在梦里还见过他这样一个人,或许就是跟踪的男人,使我梦境不安。我还未来得及说,他就好奇地瞅了我两眼,不为人觉察地微笑了一下。从那以后,他就不再用老师的口吻跟我说话。
他头发总剪得很短,叫人不明白他头发是多是少,是软是硬,看起来显得耳朵大了些。一件浅蓝有着暗纹的衬衫,是棉布的,不像其他教师穿的确良衬衫,整齐时髦。但是,与别的办公桌相比,他的那张桌子,一点粉笔灰渍也没有,很干净。他不抽烟,却一个劲地喝茶,不断地从地板上提起塑料壳的热水瓶,朝杯里倒开水。他的眉毛粗黑,鼻子长得与其他器官不合群,沉重得很。
仔细想想,他没什么特殊的地方。他讲课也是平平淡淡的,不是那种教师,能把历史讲成娓娓动听的故事,他不过是一名很普通的中学教师。
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遇上一个人,你无法用一种具体的语言去描述,不用语言,只用感觉,就在漆黑中撞进了通向这个人的窄道。一旦进了这窄道,不管情愿不情愿,一种力量狠狠地吸着你走,跌跌撞撞,既害怕又兴奋。
我快满十八岁的那一年,忽然落到这种心境中:感觉哗哗地往外溢,苦于无法找到恰当的语言对自己说个清楚。我只知道第一个感觉是恨他不注意我,很恨。我只是班上许多小不丁儿女学生中的一个,或许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个。于是,我有意在课堂上看小说,而且有意让他看见。
他用老师对付学生的老办法——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。他故意提了一个我肯定知道的常识问题。但我站在那里,一声不吭。
历史老师走到我跟前,我直视他的眼神,使他很吃惊,这才看出这个女生的反应异样。他一时愣住了,忘了在课堂上,必须迅速处置一切挑战纪律的学生。这时教室里有点乱了,调皮的学生开始捣出怪声。
“坐下,”他轻轻说,“课后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我坐下了,兴奋得心直跳。我达到了他把我挑出来的目的。从那以后,我因“违反课堂纪律”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。
3
我快到十八岁时,脸一如以往的苍白,瘦削,嘴唇无血色。衣服的布料洗得发白,总梳着两条有些枯黄的细辫子。毛泽东已经去世了四年,人们的穿着正在迅速变化,肥大无形的青蓝二色正在减少,角角落落之处又冒出30年代的夜总会歌曲。在过于严肃的四十年革命之后,这个城市在小心翼翼品尝旧日的风韵,胆子较大的妇女,又开始穿显出腰肢胸部的旗袍。老是在上坡下坎,这城市女人的腿特别修长而结实,身段苗条,走平路也格外婀娜多姿。
旧时代特有的气息甚至漫入南岸破烂的街巷。看多了,我对自己的模样、穿着就越发不知所措,就像赶脱一班轮船,被弃留在冷落的码头:一件青棉布裙,长过膝盖,一件白短袖衬衫,都是姐姐们穿剩下的,套在身上又大又松,使我个子看起来更小。乳白色塑料凉鞋,比我的脚大半寸,赤脚穿着,走起路来踢踢踏踏。
我就这么副样儿,走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。办公室已经没有人,下课后男女老师都赶回家去了,就我俩面对面坐。他端详着我,突然冒出话来,声调很亲切,“我想你误会了,你以为我看不起贫民家庭出身的学生。”
我心里一动,明白他是对的,至少对了一大半。就是为了这个,我在学校里觉得很别扭,几乎从来没有快乐的时刻。
“其实我也算穷人家出身,”他自嘲地一笑,不像上课时那么脸无表情,“现在更算穷人家,真正的无产阶级。”
他说他父亲算“历史反革命”,因此从小就绝了读大学的希望。他和弟弟长很大了,还帮父亲做爆玉米花活计,或给人担煤灰,走家挨户,南岸哪条小巷他都熟。“那阵,你才这么一丁点大,在地板上爬,拖着鼻涕。”他不屑地笑笑。
“噢,你嫌我太小。”我站起来,怪不高兴地说。
“我比你大差不多二十。”他说。
这话是什么意思?我在想,他为什么说年龄?他的意思是我们不相配。
这么说,他已经想到我们配不配。男女相配!我的脸一下子红了,眼睛也不敢往他看,心跳得更厉害,好像在偷一种不该偷的东西,突然我泪水流了出来。
“嗨,嗨,”他说,“你哭什么?”
“你欺侮人。”我赌气地说。
“欺侮人?”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。然后站了起来,从裤袋里掏出手帕,到我身边,递过来。
我没有接。泪水流进鼻子,马上要流出来,很难受。但我就是不接,我想看他怎么办。我感到他的身体在靠近,仍未抬起头。
我就是不肯接眼前的手帕。我被自己的大胆妄为吓得喘不过气,再过一秒,我想,再过一秒钟,他的身体就会碰上我了。心一紧,我几乎要晕倒。
他碰到我了,他的手紧紧按住我的脑袋,像对付一只小狗,手帕使劲地擦我的眼睛和脸,强捏我的鼻子。我不由自主地擤出了鼻涕,在他的手帕里。
我跳开了,离桌子一尺站着。这个坏蛋,把我当作小娃儿?
他满意地看了看手帕,放进裤袋,走回桌子那边坐下来,看着我又羞又恼,嘴上浮出了微笑。他理由十足地值得笑:他胜利地证明了我们的年龄差,而且,胜利地拒绝了与我的接近。我们又成了老师和学生,我气得一脸绯红。
他平静地说,你在准备高考,虽然还有时间,但要背要记的内容很多。他装样地翻翻桌上的纸片,好像那些是我的功课。他又说我成绩并不是最优等,得好好努力才行。他重复地说他们那一代,出身不好,完全没资格,从来就没有上大学的奢望,他让我珍惜考大学这个机会。
他的话是真诚的,如此说也没恶意,他明白我最弱的就是死记功夫。我们互相看着。我喜欢看着他,我觉得他也喜欢看着我。没一会儿,我心情就好多了。
4
差不多每次我们都一起出办公大楼,在操场上高高兴兴地道了再见。我想,第二天我又会见到他,至少在课堂上。
学校围墙一段站立一段坍塌,可有可无。间隔着小块菜田,操场外,每条小道都弯曲绵长。附近药厂烟囱在隆隆吼着,排出的污水顺着田坎淌。阴沉的云包住太阳,天气更加闷热,只能等雨来降低气温。
阁楼漏雨,能接水的桶盆都搁在床上地板上,人缩在不漏的地方。
我端着接满雨水的盆子,小心地下楼,准备倒在下雨的天井里。
这个早已不该住人家的院子,木板漏缝,墙灰剥落,屋梁倾斜,镶在壁龛里的灶神爷石像,被烟火熏得面目全非,用力擦抹才会现出眉开眼笑的脸。
天井四周墙根和石角长年长着青苔,春夏绿得发黑,秋天由青泛黄,带点碧蓝,干燥的地方毛茸茸一片,潮湿的地方滑溜溜一顺。二娃一家五口住着碎砖搭就的两个小房间,在天井对面。二娃的妈,一个瘦精精的女人,拈起扫帚,扫门前的那一块地。每次清扫,每次放开喉咙骂,什么人都骂。不知为点什么小事,多少年前,我母亲得罪过她。她不想忘记这件事,反正欺侮我家,算政治表现积极。七上八落的语言,好像影射性病,无头无绪,我一点听不明白。她丈夫从船上回家,发现她与同院的男人疯疯闹闹打情骂俏,就把她往死里打,用大铁剪剪衣服,用锤子在她身上砸碗,吓得她一个月不说话,也顾不上骂我家。
但不久满院又响起她特殊的声调,像有瘾似的。父母沉默地听着泼妇乱骂,不仅一声不吭,脸上连表情也没有。
在学校,最呆最没劲的男同学对我也没兴趣,觉得招惹我不值得。有的女同学会突然拿我撒气。有一次我蹲在厕所里,被人猛地撞了一下,差点一条腿掉进茅坑洞里。我没来得及稳住身子,一个大个子的女同学已经走了出去。站在门口,她回过头来,挑衅地说:“你吼呀,你啷个连吼都不会?”我没有吼,拉上裤子,从她身旁挤出门,匆匆地跑了。我甚至没感到屈辱。
表露情感,对我来说是难事,也没有什么人在乎我的情绪反应。我的家人,会觉得我想说的一切纯属无聊。至今唯一耐心听我说的人,是历史老师,他立即获得了我的信赖。终于我遇见了一个能理解我的人,他能站在比我周围人高的角度看这世上的一切。他那看着我说话的眼神,就足以让我倾倒出从小关闭在心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。
我喜欢他听我说,我需要他听我说。他一定明白,这些听来枯燥无聊的琐事,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只有在他面前,我才毫不拘束,有时很想把横在我与他之间的办公桌推到一边去,我想离他近一点。
有一天,他一边听我说,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画板,钉上纸,“你坐好,我给你画一幅像。”我坐正了,但继续往下说。
他不断地从画板上抬起头来端详我,每次都很短暂。最后,他停下笔来,看着我郑重地说:“你最好忘了这些事。为什么到集中精力复习高考的时候,你偏偏想这些事?”
我说我也不知道,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这些事。
接过他递过来的纸,是一幅素描,纸上的头像分明是我。几条线就勾勒出我的脸,只是眼睛太亮,充满激情的样子。脖子、肩,没有衣领,他一定是嫌我的衣服难看。纸空了很多,画太顶着上端。
“像吗?”他问。
“像只小猫,”我说,“这眼睛不是我。”
他起身,伸过手把画抢过去,“你哪懂,你还是太小。”他有点夸张地叹了一口气,把画往抽屉里一塞,无论我怎么找他要,他都不肯给我,说以后画完再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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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有四百万城市居民的大城市,有十来所高等学院,没有一条“大学街”。南岸却因为山顶上有一所中学,有条中学街。可能若干年前,这个贫民区有了第一所中学,是件头等大事。
但这一带的中学,与大学无缘,每届高中毕业生,考上大学的幸运儿掐着手指可算。有的中学连续十年交白卷,明白此地学生不堪造就,就取消了高中。但在这一带的小贩、江面的水手、造船厂的工人中,很容易把校友召集起来。
中学街离我家不远。石阶较宽不太陡。街两旁依坡全是低矮简陋的木板房子,街面房子的人家大多做点小本生意,卖油盐酱醋,或是针线鞋带扣子。石阶顶头有个小人书摊,兼卖糖果花生米。下雨的时候,老太太将书摊移回房里,在门槛内放几张小木凳。
经常整条街无法通行,石阶上、屋檐下、房门、窗口挤满人。
“你龟儿子尖嘴滑舌,夜壶提到老子头上来,耍假秤!也不去打听打听,老子是可以洗刷的么?你猫抓糍粑,脱得了爪爪喽?”
“啰唆啥子,把他洗白。”
“我日你先人,你装哪门子神。”
“我日你万人,祖宗八辈。”
旁边的人添油加炭,唯恐打不起来,“好说个卵,锤子!”
重庆人肝火旺,说话快猛,像放鞭炮,声音高,隔好几条巷子也能听见。重庆人动怒不是虚张声势,不到动刀子不罢休。南岸贫民比城中心居民更耿直,肠子不会弯弯绕。彼此投缘时,给对方做孙子做牛马都行。城中心人会看风向,瞄出势头,不吃眼前亏,背后整人却会整得你人不像人,鬼不像鬼。
我从小看这种街头武打,等到读武侠小说看功夫电影时,一眼就明白其中的英雄好汉,不过是打扮得精致一点的街痞子,说话还没街头对骂精彩。
该到动手的时候了,人群自动往后靠了些。地方上的歪人,今天惹到冤家对手了。
“还不拉架,见红喽!”没人理睬这喊声。
“户籍来了!”这有用,街上的男人冲进场子中心拉架。这些人平常最看不起户籍,一有争斗还得互相扭到派出所讲理。人到底还是敬服权力。
杂货铺上端的一间房子最大,可容下一百来人,是茶馆,以前晚上讲评书,讲三国水浒杨家将,满堂听众如痴如醉。在我未出生前就被改作大锅饭街道食堂,我四五岁时被改成向阳院,毕恭毕敬效忠毛主席,跳忠字舞。后来成为造反派司令部和批判“牛鬼蛇神反革命”的会场,被打倒的人戴了尖尖帽游街从这儿出发。我那时还不让进这门,只是踮着脚尖站在外面石阶上,着急地等着里面变出新花样。后来有好几年挂了“学习班”的牌,“学习”的人一茬茬换,个个精神委顿,脸上身上长起了霉点,气味难闻。到70年代末,最后一批人才不见了,每天晚上放上一个光刺刺的黑白电视机,挤满大人小孩,闹闹嚷嚷,前面坐凳子,后面站凳子。
我不能去看,我得复习功课,准备考大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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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着书包,我拣阴凉处走。到放学后,太阳仍未减弱逼人的猛劲。夹竹桃粉白嫩红的花,沿着斜坡一路盛开,盖满湿漉漉青苔的石墙,将枝杆高高托起。我从两块黑板报的空隙中穿进树丛。浓荫里的湿土有一股甜熟的霉味,太阳再猛,我还是情愿在树荫外走,我在心里对自己下命令:回家,不去,今天不去,这次不去。下次去不去再说,至少我可以不去一次。
但经过学校办公楼时,我的脚仍然向石阶上迈。拐上楼梯,来到熟悉的门前。
“进来!”还是那两个字,他永远知道是我敲门。
已经进门,我心里便没了路上乱糟糟的想法。在历史老师办公桌对面一张旧藤椅上,我坐了下来。
办公室原是一间大教室,隔成几个小间。书柜上堆了些红色喜报纸、几把折柄秃毛的排笔什么的。一个教师一张办公桌,除了一把露出竹筋的藤椅,还有几个没靠背的方凳。没有窗帘,朝南的窗大敞,阳光曝亮。他桌边的玻璃窗涂着绿漆,沥沥挂挂很不均匀,但遮住了强光,远处篮球场上的喧叫变得模糊了。
这城市四周绿荫密掩的山里,有不少达官贵人的英式法式别墅,原先住的是蒋介石的近臣、美国顾问,现在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。我从来没去过那些地区,心里没有这个对比,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城市。
这幢两层中学办公楼,斜顶方框窗,确实称得上是我十八岁前走进过的一幢上好的房子。虽然人走在楼梯上,楼板就吱吱嘎嘎哼唱。门和窗扉旧得钉了几层硬纸板,只需稍用劲踢,便轰然散架,近几年已被踢破过多次。
头一次到这楼里时,我告诉历史老师,觉得这里好熟,包括那绿漆的窗子,硬纸板的门,厚实的砖墙,要不是前生,就是在梦里来过。其实我在梦里还见过他这样一个人,或许就是跟踪的男人,使我梦境不安。我还未来得及说,他就好奇地瞅了我两眼,不为人觉察地微笑了一下。从那以后,他就不再用老师的口吻跟我说话。
他头发总剪得很短,叫人不明白他头发是多是少,是软是硬,看起来显得耳朵大了些。一件浅蓝有着暗纹的衬衫,是棉布的,不像其他教师穿的确良衬衫,整齐时髦。但是,与别的办公桌相比,他的那张桌子,一点粉笔灰渍也没有,很干净。他不抽烟,却一个劲地喝茶,不断地从地板上提起塑料壳的热水瓶,朝杯里倒开水。他的眉毛粗黑,鼻子长得与其他器官不合群,沉重得很。
仔细想想,他没什么特殊的地方。他讲课也是平平淡淡的,不是那种教师,能把历史讲成娓娓动听的故事,他不过是一名很普通的中学教师。
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遇上一个人,你无法用一种具体的语言去描述,不用语言,只用感觉,就在漆黑中撞进了通向这个人的窄道。一旦进了这窄道,不管情愿不情愿,一种力量狠狠地吸着你走,跌跌撞撞,既害怕又兴奋。
我快满十八岁的那一年,忽然落到这种心境中:感觉哗哗地往外溢,苦于无法找到恰当的语言对自己说个清楚。我只知道第一个感觉是恨他不注意我,很恨。我只是班上许多小不丁儿女学生中的一个,或许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个。于是,我有意在课堂上看小说,而且有意让他看见。
他用老师对付学生的老办法——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。他故意提了一个我肯定知道的常识问题。但我站在那里,一声不吭。
历史老师走到我跟前,我直视他的眼神,使他很吃惊,这才看出这个女生的反应异样。他一时愣住了,忘了在课堂上,必须迅速处置一切挑战纪律的学生。这时教室里有点乱了,调皮的学生开始捣出怪声。
“坐下,”他轻轻说,“课后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我坐下了,兴奋得心直跳。我达到了他把我挑出来的目的。从那以后,我因“违反课堂纪律”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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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快到十八岁时,脸一如以往的苍白,瘦削,嘴唇无血色。衣服的布料洗得发白,总梳着两条有些枯黄的细辫子。毛泽东已经去世了四年,人们的穿着正在迅速变化,肥大无形的青蓝二色正在减少,角角落落之处又冒出30年代的夜总会歌曲。在过于严肃的四十年革命之后,这个城市在小心翼翼品尝旧日的风韵,胆子较大的妇女,又开始穿显出腰肢胸部的旗袍。老是在上坡下坎,这城市女人的腿特别修长而结实,身段苗条,走平路也格外婀娜多姿。
旧时代特有的气息甚至漫入南岸破烂的街巷。看多了,我对自己的模样、穿着就越发不知所措,就像赶脱一班轮船,被弃留在冷落的码头:一件青棉布裙,长过膝盖,一件白短袖衬衫,都是姐姐们穿剩下的,套在身上又大又松,使我个子看起来更小。乳白色塑料凉鞋,比我的脚大半寸,赤脚穿着,走起路来踢踢踏踏。
我就这么副样儿,走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。办公室已经没有人,下课后男女老师都赶回家去了,就我俩面对面坐。他端详着我,突然冒出话来,声调很亲切,“我想你误会了,你以为我看不起贫民家庭出身的学生。”
我心里一动,明白他是对的,至少对了一大半。就是为了这个,我在学校里觉得很别扭,几乎从来没有快乐的时刻。
“其实我也算穷人家出身,”他自嘲地一笑,不像上课时那么脸无表情,“现在更算穷人家,真正的无产阶级。”
他说他父亲算“历史反革命”,因此从小就绝了读大学的希望。他和弟弟长很大了,还帮父亲做爆玉米花活计,或给人担煤灰,走家挨户,南岸哪条小巷他都熟。“那阵,你才这么一丁点大,在地板上爬,拖着鼻涕。”他不屑地笑笑。
“噢,你嫌我太小。”我站起来,怪不高兴地说。
“我比你大差不多二十。”他说。
这话是什么意思?我在想,他为什么说年龄?他的意思是我们不相配。
这么说,他已经想到我们配不配。男女相配!我的脸一下子红了,眼睛也不敢往他看,心跳得更厉害,好像在偷一种不该偷的东西,突然我泪水流了出来。
“嗨,嗨,”他说,“你哭什么?”
“你欺侮人。”我赌气地说。
“欺侮人?”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。然后站了起来,从裤袋里掏出手帕,到我身边,递过来。
我没有接。泪水流进鼻子,马上要流出来,很难受。但我就是不接,我想看他怎么办。我感到他的身体在靠近,仍未抬起头。
我就是不肯接眼前的手帕。我被自己的大胆妄为吓得喘不过气,再过一秒,我想,再过一秒钟,他的身体就会碰上我了。心一紧,我几乎要晕倒。
他碰到我了,他的手紧紧按住我的脑袋,像对付一只小狗,手帕使劲地擦我的眼睛和脸,强捏我的鼻子。我不由自主地擤出了鼻涕,在他的手帕里。
我跳开了,离桌子一尺站着。这个坏蛋,把我当作小娃儿?
他满意地看了看手帕,放进裤袋,走回桌子那边坐下来,看着我又羞又恼,嘴上浮出了微笑。他理由十足地值得笑:他胜利地证明了我们的年龄差,而且,胜利地拒绝了与我的接近。我们又成了老师和学生,我气得一脸绯红。
他平静地说,你在准备高考,虽然还有时间,但要背要记的内容很多。他装样地翻翻桌上的纸片,好像那些是我的功课。他又说我成绩并不是最优等,得好好努力才行。他重复地说他们那一代,出身不好,完全没资格,从来就没有上大学的奢望,他让我珍惜考大学这个机会。
他的话是真诚的,如此说也没恶意,他明白我最弱的就是死记功夫。我们互相看着。我喜欢看着他,我觉得他也喜欢看着我。没一会儿,我心情就好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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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不多每次我们都一起出办公大楼,在操场上高高兴兴地道了再见。我想,第二天我又会见到他,至少在课堂上。
学校围墙一段站立一段坍塌,可有可无。间隔着小块菜田,操场外,每条小道都弯曲绵长。附近药厂烟囱在隆隆吼着,排出的污水顺着田坎淌。阴沉的云包住太阳,天气更加闷热,只能等雨来降低气温。
阁楼漏雨,能接水的桶盆都搁在床上地板上,人缩在不漏的地方。
我端着接满雨水的盆子,小心地下楼,准备倒在下雨的天井里。
这个早已不该住人家的院子,木板漏缝,墙灰剥落,屋梁倾斜,镶在壁龛里的灶神爷石像,被烟火熏得面目全非,用力擦抹才会现出眉开眼笑的脸。
天井四周墙根和石角长年长着青苔,春夏绿得发黑,秋天由青泛黄,带点碧蓝,干燥的地方毛茸茸一片,潮湿的地方滑溜溜一顺。二娃一家五口住着碎砖搭就的两个小房间,在天井对面。二娃的妈,一个瘦精精的女人,拈起扫帚,扫门前的那一块地。每次清扫,每次放开喉咙骂,什么人都骂。不知为点什么小事,多少年前,我母亲得罪过她。她不想忘记这件事,反正欺侮我家,算政治表现积极。七上八落的语言,好像影射性病,无头无绪,我一点听不明白。她丈夫从船上回家,发现她与同院的男人疯疯闹闹打情骂俏,就把她往死里打,用大铁剪剪衣服,用锤子在她身上砸碗,吓得她一个月不说话,也顾不上骂我家。
但不久满院又响起她特殊的声调,像有瘾似的。父母沉默地听着泼妇乱骂,不仅一声不吭,脸上连表情也没有。
在学校,最呆最没劲的男同学对我也没兴趣,觉得招惹我不值得。有的女同学会突然拿我撒气。有一次我蹲在厕所里,被人猛地撞了一下,差点一条腿掉进茅坑洞里。我没来得及稳住身子,一个大个子的女同学已经走了出去。站在门口,她回过头来,挑衅地说:“你吼呀,你啷个连吼都不会?”我没有吼,拉上裤子,从她身旁挤出门,匆匆地跑了。我甚至没感到屈辱。
表露情感,对我来说是难事,也没有什么人在乎我的情绪反应。我的家人,会觉得我想说的一切纯属无聊。至今唯一耐心听我说的人,是历史老师,他立即获得了我的信赖。终于我遇见了一个能理解我的人,他能站在比我周围人高的角度看这世上的一切。他那看着我说话的眼神,就足以让我倾倒出从小关闭在心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。
我喜欢他听我说,我需要他听我说。他一定明白,这些听来枯燥无聊的琐事,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只有在他面前,我才毫不拘束,有时很想把横在我与他之间的办公桌推到一边去,我想离他近一点。
有一天,他一边听我说,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画板,钉上纸,“你坐好,我给你画一幅像。”我坐正了,但继续往下说。
他不断地从画板上抬起头来端详我,每次都很短暂。最后,他停下笔来,看着我郑重地说:“你最好忘了这些事。为什么到集中精力复习高考的时候,你偏偏想这些事?”
我说我也不知道,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这些事。
接过他递过来的纸,是一幅素描,纸上的头像分明是我。几条线就勾勒出我的脸,只是眼睛太亮,充满激情的样子。脖子、肩,没有衣领,他一定是嫌我的衣服难看。纸空了很多,画太顶着上端。
“像吗?”他问。
“像只小猫,”我说,“这眼睛不是我。”
他起身,伸过手把画抢过去,“你哪懂,你还是太小。”他有点夸张地叹了一口气,把画往抽屉里一塞,无论我怎么找他要,他都不肯给我,说以后画完再给。